“新四化”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的社区融入研究--以沈阳市沈河区朱剪炉街道回民社区为例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融入建设是少数民族社会融入的基础和前提,新四化大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的社区管理与服务方式方法亟需改善,创新民族工作新的体制机制势在必行。创新民族工作新形式应以少数民族城市社区融入中经济、政治、心理等多方面为基础,突破法制、社会保障、信息化、文化心理等瓶颈,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区民族工作发展的各项改革。     

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

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快速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工作身份、价值观念、社会声望、知识结构、居住地域上都发生着历史性的新变化。充分认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些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批判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碰撞愈发激烈,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迸发,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的挑战,高校必须要正确对待,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设良好的校园氛围,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新目录学派志:英国文学考据的兴起与没落

通过介绍以沃特·威尔逊·格雷格爵士为代表的目录派三杰,在对文学文本基本物质形态从手稿到印刷文本辨伪和考证批评的基础上,经过厘定文本讹误和四次重要的学术论战,确立了作者的神圣地位,让文学成为绝对科学化的大学学科,但新目录派最终却退出了现代西方文论思潮。观照几乎同时产生于印刷术所带来的学术分裂期的中国乾嘉派,它能够客观对待经学作者,并形成了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稳步发展为今天的朴学大潮,在此视阈下分析并阐明新目录派无法形成体系的原因,恰在于其过分强调科学权威性而漠视了文学本身的独特因素造成的方枘圆凿,藉此提出中国治学方法借鉴于西方文论批评的可行性。     

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思考

创新对思维主体来说是突破常规,首次出现的思维活动.它包括新方法、找出新规律、建立新理念、解决新问题等思维活动.也就是说一个人通过自己独立思考而产生的思想、见解、发现和解决的问题,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是已知的,但对他本人或周围的人而言是全新的,那么这就是创新的表现,并非只有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现的新事物,解决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的新问题才叫创新.     

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老一辈援华外国专家渐渐逝去,他们的子女也都人到中年知天命。鉴于他们援华的高度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及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被称为援华外国专家＂红二代＂。     

埃伦?伍德对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左翼理论的批判--以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和后现代主义为典型

埃伦?伍德批评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新左翼在理论上日渐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其中以普兰查斯、拉克劳与墨菲、后现代主义最为典型。在她看来,普兰查斯过分抬高了意识形态与政治的重要性,其理论中存在诸多矛盾与混乱,并具有很大的危害;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中存在诸多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其“激进民主”方案也缺乏可靠的社会根基,政治策略本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其理论逻辑混乱,政治主张亦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伍德批判的出发点在于捍卫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地位,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但在有些问题上批判过于笼统,分寸上也不是很适当。     

社会新常态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兴国振邦的灵魂,更是指导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在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成熟和发展,在党和组织的积极引导下,社会各阶层也大力响应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和提炼的具体活动事宜。将社会新常态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便于记忆的方式来传播践行,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贯彻落实能得到推进,还能将多元化社会思潮引领整合从而坦然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和冲击,在此基础上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攻坚创造了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