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批判与儒家传统之复兴——鲁迅思想在传统文化复兴时代的积极意义

如果在当今时代讨论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鲁迅一定是处于某种不利地位的,这是因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在今天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并因而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是,就鲁迅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来说,弄明白鲁迅对传统的批判究竟触及到它的哪些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思考又是非常欠缺的。从鲁迅方面看,他的批判所做的更多的是以一种近乎现象学的方式去揭示中国道德主义思想传统规定下的政治生态和人性状况。由于他所揭示的东西与这个传统本身之间的那种本质性的内在关联,这种揭示所产生的实际批判力量就比那些直接针对传统本身的单纯批判要深刻得多;而着眼于鲁迅所揭示的东西来反思这个传统,则不仅会发现它的许多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很难看到的深层问题,而且,也会让今天那些意图全面复活儒家传统的所谓新儒家们自身的思想处境变得荒谬与尴尬。     

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新环境新要求

当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时代、新环境、新要求。有五个关键问题必须解决好,这就是:市场、资本、法治、共享、共处。这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都是过去有过、却未曾如此纷繁复杂的。市场自身逻辑造就的新格局;社会主义掌握、创造、运用资本的力量;向全面依法治国转变的现实问题;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要由全体人民、整个社会来共享;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历史人文背景的国家和谐共处,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推动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平台,只有在破解上述问题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发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在中国。     

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新变化

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在内外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快速实现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工作身份、价值观念、社会声望、知识结构、居住地域上都发生着历史性的新变化。充分认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这些新变化,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深化对乡村知识分子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的社会作用。     

新儒学视域下范仲淹经典诠释的特点及其思考

对于范仲淹思想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新儒学生成这一细节问题,学界相关研究尚处阙如状态。两宋新儒学是基于经典文本的诠释而得以形成与开展的,因此选择以经典诠释的角度切入该问题的讨论可以更为直观地体现新儒学初期的生成样态与开展趋向。通过对范仲淹经典诠释的形式、形态及特征的考察与检讨,不仅可以说明与此关联的若干流行见解需要被重新审察,还能够呈现出其经典诠释思想之于两宋新儒学的发生具有一种观念引导、意识转向的风向标意义。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的技术创新路径和产业选择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以应对新工业革命挑战,提振实体经济,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先后出台了加快制造业发展的规划和战略,以要素成本优势抢占制造业中低端市场。为了应对国内外制造业竞争新态势和新工业革命挑战,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抢占制造业竞争制高点,我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面临着良好的战略机遇,应抓住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契机,把握制造业在五大主导技术领域的创新路径,围绕四大重点产业群规划制造业发展领域和具体产业,形成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为实施制造业强国方略夯实基础。     

实际控制人规制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评新《公司法》的进步与不足

在本土化诚信义务约束之下的实际控制人制度,有利于约束不当追求企业自身控制权的消极行为,缓和股东内部利益冲突,填补公司治理漏洞。一是导入整体实际控制人的概念,为建立起统一、完善的实际控制人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规制体系奠定基础。二是根据权责一致原则,对实际控制人的义务内容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建议采用引致条款与特别条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对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进行规制,避免法律规则的叠床架屋和重复紊乱。三是通过设置强制信息披露和公示登记制度的条款,强化对实际控制人的全面监督解决和受害人的举证难题。四是适度扩张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的适用范围,为持续遭受实际控制人压制的受害股东提供终局性救济手段。     

德国判例结构特征对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启示

通过对德国法学期刊《新法学周刊》中收录的联邦法院判例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近距离了解德国的判例汇编技术及制作理论。通过分析德国判例中标题、引导语和裁判理由的形式和特点,探究判例各部分在判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用,重点研究判例中对法官断案乃至实体法发生实质影响力的部分。并以此为切入点,将德国判例与我国指导性案例进行比较法上的研究,进而提出我国在发展指导性案例的过程中,一方面应当注重强化题目的形式功用,改变原有的以当事人名称命名指导性案例的做法;另一方面应当明确裁判要点的功能定位,将裁判要点仅仅作为对案件信息的提示,从而保证判决理由在指导性案例中的作用不被裁判要点所消解。     

新常态需要新供给,新供给依靠创新驱动——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几点体会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而作出的重大判断。从发展过程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阶段性变化,而不是周期性现象。在经济新常态下,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没有变,而发展环境与发展方式发生了变化。面对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我国经济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增强适应性发展的有效之道。创新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引领性发展的根本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疾控人员的职业认同建构——以浙江疾控系统“我的战疫故事”话语分析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疾控人员奔赴一线,英勇抗疫。疾控人员通过重述“我的战疫故事”,明确和调整疾控职业的角色、行为和规范,重申和强调疾控职业的理念、情感和价值。近两年出现了一些疾控人员职业认同的调查分析研究,但未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的话语实践。本文选取了浙江疾控系统内“我的战疫故事”征文为话语文本,进行甘姆森建构式话语分析,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如何通过重述抗疫经历建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疾控人员通过明晰职业角色、专业规范和职业素质,强调职业使命、群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以及从群众认可、团结协作、未来展望中,在职业、自我、社会等三个面向建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职业认同。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