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新诗民间化的弊端与启示

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中,诗歌的民间化曾经对新诗本身的建设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民间化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诗歌的＂非诗化＂倾向,为新诗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弊端,也给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用热血和清泪写成的诗──论徐玉诺的新诗创作

徐玉诺的新诗是用热血和清泪写成的，朴实而又清新。诅咒社会，诅咒时代，向往未来，寻觅光明，是他的新诗的基本思想和倾向，也揭示了他的新诗的个性和特征。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文学，总是在矛盾中寻求着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趋势

文学的世俗化与高雅化并行不悖，相互推动，这正是适应人们永不满足的文学与审美上需求的结果，可以说，文学总是在矛盾中寻求与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趋势。     

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译诗中的“新诗”因素——以张德彝为主例

外国诗歌的译介时中国新诗的产生起到了助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鲜为人知的中国近代第一批外交使臣"张德彝"们所做的前期诗歌译介工作,对后世中国新诗的萌发提供了可贵的探索借鉴经验.借助英诗汉译,早期诗歌的译者们对相应诗式诗形的寻求和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汉语诗歌传统中可用的资源;其译诗本身也成为一种准创作,在不少方面成为新诗创作的萌芽和先声.     

论吴宓诗歌格律思想的转变

吴宓对新诗形式的匡正作用主要体现在他对传统格律的固守客观上提醒了新诗派对诗歌形式的重视.随着新诗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从自由诗注重外部音响到新格律诗注重内在节奏的转折,吴宓的诗歌格律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认为吴宓只有对新诗的反动这样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从“裸体的诗”到构造“诗的躯壳”——中国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探源

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主要是指对新诗形式美的关注和强调。早期新诗人把“自然”作为最高诗艺准则并一味强调情感的自由自发抒写，由此造成的诗艺自由主义流弊严重影响新诗的发展。作为对自由主义诗学倾向的反拨和修正，要求新诗注重艺术特性的呼声从新诗创作初期就已存在。五四之后几年间，白话—自由诗的弊端越来越严重，这种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终于酿成1926年的新格律诗运动。新格律化主张的形式标志着新诗艺术化观念的成熟。由于学术界对现代诗学中的“艺术化”倾向的历史背景及演进脉络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尝试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初步的评价。     

新诗传播途径及其历史维度

现代文学史上传播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新诗的建构乃至社团、流派的形成。各种新旧媒介带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在“五四”新文化开创的新文学传播空间中,为新诗的发生、新诗流派的聚集、新诗人的生成以及新诗的普及提供传播途径,从而对新诗的发展产生历史性影响。     

走近"被冷落的缪斯"——吴兴华新诗研究评析

早在抗战前期,吴兴华诗就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随后由大陆至香港、台湾,引起了很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早、中期对吴诗文本的细读与历史探因,将吴兴华诗歌研究的"明朗声音"又以回忆录与文本研究的方式重新传达出来。新世纪对吴诗由文本深入到内质、由形式探悉到核心的纯文本研究方式也有一定的进展。     

早期新诗中的"自然"论与新旧诗之争

早期新诗的"自然"之说既已发生,其话语迅速衍生,成为新诗的重要观念.一方面,在早期新诗人的信札、文章中,"自然"论被广泛应用于理论表达和批评实践;另一方面,对"自然"论的阐释和辩驳,事实上关涉到新旧诗之争等重要话题:其一,关于"自然"一词的论证,即是新诗、旧诗争夺的话语场所.其二,关于"写"与"做"的争论,从强调其对立转化为申明其并列和统一,其价值优劣甚至呈现某种程度的颠倒,并都被整合到"自然"论中.其三,新诗与旧诗之争,表现在"有韵"与"无韵"、"自然"与"格律"的争辩上,其所指实际在于新诗是否具有"合法性".新诗、旧诗的维护者运用相似资源,却得出了不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