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业市场升级分析

专业市场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四代市场空间上共存,时间上继起,功能上交叉。究其不断升级的原因为:1、需求结构变动带来决定性动力2、专业市场间竞争的加剧3、民营企业的蓬勃兴起推波助澜4、政府的推动提供了政治环境。     

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认识的转变

竺可桢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学院自由主义到贝尔纳主义的转变。抱有"科学救国"思想的竺可桢在20世纪40年代便已高度关注贝尔纳的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科学的社会功能。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开始主动了解和学习作为贝尔纳主义一种实践的苏联计划科学模式。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新中国科学发展方向,本质上也是一种贝尔纳主义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持续推进和对中共认识的不断加深,竺可桢对中共的科技政策,经历了从期望、认同,到拥护和贯彻的过程,最终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中。     

竞合主义：重构无政府状态下的范式与安全

"无政府状态"是三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运用演绎法,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分别提出无政府状态与复合相互依存的基本假定出发,推导出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之外新的、第四种解读——当今世界"无政府状态"已演化为一种全新的"竞合状态",即竞争代替了冲突,合作代替了对抗,竞争与合作相互作用及共存的新状态。进而,以"竞合状态"为立论基础,在综合、博采不同理论精华基础上,提出了竞合主义,从而实现对三大主流理论的推进。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万物互联语境下新闻传播教育的知识谱系重构刍议——基于知识生态学的视阈

知识生态学将知识管理视为与环境动态交互的系统,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使知识呈现出松散耦合与分布式协同的趋势,也使处在信息巨浪中的学习者产生认知闭合与结构化获知的需要。知识谱系重构有利于改善游牧式知识生产,创造性重组与嫁接将促使新闻传播知识递进增值。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应该从顺序性、整合性和连续性入手,通过强化学科互涉的集成、协作与流动,让其知识谱系重构从应然走向实然。     

16世纪西欧政制演变的经济基础

经济结构是构建政治体制的基础,中世纪的西欧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拓荒运动,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农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促进了庄园制的解体。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强,货币成为社会中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保证这个联系纽带的是与时共进的议会制度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西欧封建的个人联合的政体走向了绝对主义王权。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对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启示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不断进步、信息空前发达、观点碰撞、价值多元,作为社会教化和文明传承承担者的新闻从业者群体人格面临重大危机和挑战。先秦儒家思想及其孕育而成的"君子"之理想人格范型,对当代新闻从业者人格的形成和伦理精神的培育有着重要的启迪意味,其所包含的人本思想、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等内容符合当代新闻传播的价值追求,是新闻从业者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基础,理应为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吸收和借鉴。     

整体主义视域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风险及其应对

流域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生态系统的范围和功能发挥不受行政区划限制,这决定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要从流域整体出发统筹开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风险涉及复杂、多元的风险类型,在整体主义视域下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性风险、跨域格局性风险、系统失衡性风险。从整体生态环境观出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应当全国一盘棋,以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统筹推进沿黄区域因地制宜地具体施策。为此,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黄河流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合理规划,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空间管控;制定"黄河保护法",强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助力黄河流域整体生态环境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