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国粹病”

两年前,因为"破解川剧变脸秘密",曾金贵成为四川乃至全国川剧爱好者的声讨对象。今年7月,法国女孩美兰妮专程来中国拜曾金贵为师学习变脸的消息一出,声讨再起:"变脸是国粹,怎能随便传给外人?"     

中国现代学术场域之型构及其侨易格局——以20世纪前期的南北学术与留美学人为线索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虽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降,但若论及一种兼及制度、社会与思想的整体形变,仍当属共和肇兴之后的新文化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文化变迁,自有其内部规律可循。以学衡解体与吴宓北上作为象征符号,则可引出作为南北学术调和地的清华大学,进而得以呈现中国现代学术型构的若干二元关系面相,诸如北大—清华双峰汇源的北方学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主流、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伏流、学术庙堂与知识江湖的对立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潜流等,对于理解现代中国学术(文化)场域里的结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而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学术(兼及文化与思想)场域所呈现出的侨易格局,既具有一定的继往开来的知识独立诉求之气象,也展示了某种值得总结的客观性学术规律,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三：侨中有序、变度渐常、由象见道。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浅析田代三喜的医学特点

田代三喜是把李朱医学带回日本之始者,经传人继承和发展出了日本的后世派医学,三喜也因此被称为后世派始祖。但细查田代三喜之说,并非纯粹的李朱医学,而是在局方医学、佛教医学等基础上,融合了新传来的以李朱医学为代表的金元医学而成。     

“战国策派”研究的历史还原与价值突围

学术界关于"战国策派"的内涵、成员、聚合、刊物、外围等问题依然模糊不清或者莫衷一是。至于它与《民族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法西斯主义、国民党的关系等等,更显得神秘混沌。因此,"战国策派"亟需得到辨析和考证。学界意识到"战国策派"具有综合性、多学科的特质,却忽视了它的流变性、阶段性的特征。同时,"战国策派"的研究仍未能摆脱固定的模式,尤其是左翼思维模式。要把握"战国策派"真实的状况,必须在立场上超越、价值上突围,跳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预设框架和思维模式,回到历史现场和历史语境中,从原始刊物入手还原"战国策派"的基本史实,并对关键性的问题进行考查论述。     

新青年派对青年人生观的重塑与现代价值

社会转型对青年人的影响具有历史的共性。20世纪初,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为主体的新青年派主张青年人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追求幸福、承担社会责任。当前,我国社会正进入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但新青年派的人生观对青年人生观的影响仍然存在。新青年派的人生观主张既反映了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也反映了转型期中青年人应该具有的人生观,因此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比较研究——基于区域层面的分析

正产业集聚一直以来都是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派创始人Marshall提出,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在于获得外部经济,即同一产业内厂商的集中布局和专业化分布,可以有效提高集聚区域内厂商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Kru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将"冰山"运输成本等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产业空间集聚研究获得快速进步。但大量文献主要以工业或     

维经斯基策划“上海谈判”原因探析

维经斯基作为俄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肩负着指导中共中央维护国共合作的使命,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极力破坏。维经斯基认为要维护国共合作,就必须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共产党只有掌握领导权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保证国共合作的长期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放弃领导权,而维经斯基则指导中共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维经斯基的做法惹怒了俄共中央,声言要追究其个人责任,在俄共强大压力之下,维经斯基改变斗争策略,亲自策划了以维护国共合作、分化西山会议派为目的的国共上海谈判。     

俄国形式主义理论 视域内的“形式”概念

正一、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概念:线索的清理20世纪初期,象征派统治着俄国文坛,传统学院派的文艺学更是一路奉行着折衷主义,方法驳杂,没有一块专属于诗学本身的净土;文学看起来什么都是,可以是文化史,可以是社会学,可以是历史学,却独独不是"文学"。巴赫金描述了这种不着调的状况:"多少年来,无论什么东西都可归之于文学史,从最深邃的哲学家,直到研究普希金是否吸烟,用什么工厂的烟草。"①一些年轻人不满于此,带着一篇篇"讨伐檄文",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文坛,向以波捷勃     

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的叠合——论学衡派谱系中江西学人的交游网络与文化认同

陈三立、胡先、王易等江西学人在《学衡》杂志的编创实践中表现活跃,并通过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交游网络,在学衡派中形成一个具有亚文化群体特点的学人共同体。他们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集体宗宋,在文化理念上认同文化保守主义。这一共同体的活动有力推动了学衡派的流衍与发展,亦因其人员宁赣间的区域性流动,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江西学术的风貌与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