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巴蜀语言研究及方法选择

长期以来,巴蜀语言学一直以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为研究框架,重视语言的"本体"描述.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及语言的多向交流,巴蜀语言面貌已发生悄然变化,这就使得很多依靠传统语言学视野的研究出现了局限性.本文旨在倡导一种语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即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手段去观察巴蜀地域的语言--诸如方音、词汇、方言岛、言语社区、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作品语用等的演变,以此构建全新的巴蜀语言研究体系.     

论语言生态伦理视域下的领域语言

领域语言的发展变化受语言生态伦理的影响和制约。从现实空间领域来看,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生态关系的动态调整直接受制于族群语言立法,即国家语言规划。而不同方言间的强弱竞争、方言内部成员的优胜劣汰也都与使用者的价值理念和语言态度有着密切关系。从虚拟空间领域来看,网络语言与其他传统领域语言之间的双向互动需以语言生态伦理为依据和导向,而网络语言的自我孳乳也受使用者民族认知心理和内在语言知识的影响,在深层伦理规范的驱动下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从而实现语言生态的有序传承和健康发展。     

《歧路灯》中的“董”和“古董”

《歧路灯》中的动词"董"和形容词"古董"颇有地域特色。"董"是行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董"和"弄"在语义、语法上相同,而在语用、使用范围上有异。因此该书中的"董",都可以用"弄"替换,而"弄",却不尽可以用"董"替换。"古董"包含有难缠、固执、不易对付、变幻莫测、居心叵测、行为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等义,可以表现性格、脾气、行为、内心、外在等诸方面。今天的豫西南等方言中也有与《歧路灯》相似的"董"和"古董",但古今的"董"都谈不上"粗俗",且"董"的行为本身从性质看并非都是"胡为乱来"。     

延安方言与延安文化研究

方言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方言忠实地记录并蕴含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同样,延安方言之中积淀了丰富复杂的延安文化。择其要者,有婚姻文化、丧葬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文化以及民间艺术文化等内容。全面调查和研究延安方言与文化,可以引领延安方言由基础性的描写研究转向高层次的阐释研究;为延安的文化保护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为建设圣地延安、生态延安、幸福延安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     

从宁波方言看汉语的话题结构

文章从界定话题概念入手,考察了宁波方言话题结构的特点和具体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宁波方言话题结构在句中的位置和数量问题。认为话题属于语用范畴,宁波方言的话题倾向于已知信息,但也不排除新信息;话题可以是有定的,也可以是无定的;话题中还可以包含话题焦点。宁波方言的话题结构在句中的位置不限于句首,亦可在句中;句中话题结构的数量可以不拘泥于一个,可以多个。     

安徽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句和“给”字句浅析

安徽庐江方言中用“把”字句和“给”字句来表示处置和被动,但除了表示处置和被动以外,庐江方言中的“把”字和“给”字还具有普通话中“把”字和“给”字不具备的涵义。通过对庐江方言中“把”字句和“给”字句的总结和分析,有助于对庐江方言的研究,甚至是江淮官话以及现代汉语的研究。     

关于关中方言“教/着”字句的讨论

关中方言的教/着可以用如使令词让,用如被动介词被,用如依、像等;还可以与居然、竟然义的还字构成教/着NP还式。     

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的声母比较

卫所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军政制度。以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为考察对象,从北到南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16个方言点,通过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和总结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声母在数量和古今分合上的特点。     

潮语合唱的艺术特色及发展——从《故乡月》组曲谈起

潮语合唱是扎根于潮汕元素并既继承发扬了潮汕音乐文化的崭新艺术形式。潮语合唱这一新兴的潮汕音乐门类,无论从它的创作土壤、创作素材,到它的艺术特色、演唱风格等方面,都很好地传承了潮汕音乐文化的诸多特质;较好地运用了合唱创作手法,尤其是将传统与现代和声技法相融合,不仅为潮语合唱艺术自身的成长打下了基础,更为潮汕音乐的艺术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拓宽了道路。因此,潮语合唱的兴起对于潮汕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中方言背景的英语语调偏误分析及纠正策略

母方言语调对英语语调的学习具有负迁移作用。通过对关中方言背景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调采录与分析,发现这些学习者的英语语调偏误与其母方言语调明显相关,表现为音长过长、轻重不分、调域偏窄等。因此,在强化连读式、弱读式、变读式等语流音变意识以的同时,克服以双音节为标准节奏来缩短音长;克服重音节拍受音节节拍的影响来区分轻重;以及克服语调结构和类型不受声调局限来扩宽调域,是学习者纠正语调偏误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