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技术

采用基于时变参数Copula的ΔCoVaR度量方法,以动态参数Copula模型描述金融变量间的相依结构、以GARCH类模型描述各金融变量的边际分布,通过构建的联合分布计算ΔCoVaR。利用此方法度量中国大陆与美国、香港的股票市场间的极端风险溢出。实证结果表明:通过此方法计算的ΔCoVaR能同时反映时变波动性与时变相依性,可更灵敏准确地度量危机时的极端风险溢出。     

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优势、法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随着ESG投资的兴起,上市公司ESG信息应否强制性披露成为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重要议题。ESG信息强制性披露有降低信息成本和提高信息质量的制度优势,但我国选择该模式并将其制度化的法理基础及实现路径还有待探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风险规制的需要和证券法中信息“重大性”标准的适用可成为ESG信息强制性披露的正当性基础。ESG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的构建,可在将重要ESG信息解释为证券法框架下重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证监会制定基本原则、证券交易所设计具体规则形成结构化披露规则体系;宜区分以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为中心的ESG理念和以关照利益相关者诉求为核心的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分两步建立ESG信息披露框架和标准;充分考虑上市公司合规成本,推行渐进式实现方案。     

作曲家的伟大性——评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的《音乐中的伟大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伟大人物向来被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胸襟等伟大品质,站在比普通人更高的时空维度,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伟人成长史。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伟大人物都备受关注,具体到音乐领域,有伟大的作曲家、歌唱家、演奏家、指挥家等,在这众多的“大家”中,伟大的作曲家被视为推动音乐史前进的核心人物,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但哪些作曲家可以称得上伟大？评判作曲家伟大的标准是什么？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Alfred Einstein,1880.12.30—1952.2.13）在《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对伟大性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成果有力地契合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需求,也激发了大众尤其是音乐专业人士及音乐爱好者的兴趣。     

模糊群体决策方法在应急决策中的应用

目的/意义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性偏好关系下二分类群体共识决策在选调生选拔、律所实习生留用和基金项目评审等诸多现实问题均有所体现,因而需要提出针对性的分析方法。设计/方法给出了二分类选择方法,用以获得个体和群体关于备选方案集的二分类向量;给出了二分类共识方法,协助个体调整偏好,从而获得具有较高共识水平的二分类。结论/发现从最小调整成本视角,建立了加性偏好关系下二分类群体共识决策方法。所提方法可扩展应用解决多个领域中二分类群体决策问题,具备了应用上的普适性。     

电子商务环境下产品评论特征对消费者信息采纳影响机理的探索

目的/意义基于信息采纳模型和信息系统成功模型,探索了在线产品评论特征对影响消费者信息采纳决策的影响机理。设计/方法通过实验收集数据和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PLS-SEM）来分析数据并验证假设。结论/发现有用度投票对在线产品评论诊断性有正向影响,结构化格式对易用性有正向影响,易用性对在线产品评论诊断性有正向影响,易用性和诊断性对在线产品评论采纳决策存在着正向影响,但认知需求作为调节变量对有用度投票和诊断性的关系及易用性和诊断性的关系影响不显著。     

为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正名——兼及对“中间道路”的批判性反思

若要深入探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其首要任务就在于发现该问题的实质与核心。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无非是在寻找这两者形成的来源和依据,以此说明何者更为根本或具有基础性。权利与善并非处于彼此对立的两端,所谓的"中间道路"自始就是难以成立的,其甚或会对该优先性问题造成倒逼与激化。社群主义不足以从根本上对自由主义构成颠覆或挑战,其尚不具备站在自由主义对立面的条件和能力。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反倒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与默契。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是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但其终归还要体现出高度的实践性特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建设。     

吉登斯结构化社会理论中的生活政治

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新型政治思维,因应于晚期现代性社会转型及其结构化要求。全球化与反身性引发晚期现代性社会结构与关系的变革,这些变革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都反映出现代性所特有的不确定性,而政治与社会也并非二元分离,而是呈现出"政治社会化",由此,生活政治有理由成为一项基本的社会政治治理方法。生活政治具有生成性与开放性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行动者的反身性参与,即社会成员积极重塑生活并为其行动担责,共同致力于晚期现代性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     

经学价值的二元性：“《诗》亡然后《春秋》作”疏解

传统儒家经典的价值关切,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并不统一,其既关注德性之正,又关注群体之治,正与治之间不存在统一的宇宙论基础。关注德性之正,可以《诗》为代表,其宇宙论以人心、人性为中心;关注群体之治,可以《春秋》为代表,其宇宙论基础是天。《诗》亡然后《春秋》作,反映的是古代政治的核心关切从正转向治的历史变迁。《尚书》的有德者有天下的观念以德性为政治合法性之基础;《周礼》之王与官制的分离,反映的是指向于治的政治权力的独立,其合法性基础则是基于天道的秩序。指向于群体之治与作为治权基础的天,是高于天地二分格局之上的天。经学核心价值在本体论虽是二元,然在认识论上则可以统一,这是两种不同追求的学术可以综合的基础。传统中的今古文学与汉宋之分,都可以从求正与求治的不同上得到说明。     

现代国家的构成

对“原初国家”的各种解释往往难以继续适用于现代国家。理解现代政治的兴衰,重要的不是探究现代国家的第一因,而是探究现代国家的构成。在政治学的不同视角下,现代国家的构成模式不同,国家性及其维系纽带也不同。制度视角和结构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外在手段：国家如何站在最高处,垄断包括物理暴力和物质工具在内的外在手段,建立相对于社会分工的政治分工,形成相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自主性;理性视角和文化视角侧重现代国家的内在理由：国家如何建构权威的中立性,谋求支配的正当性,塑造自身的能动性,以及国家就此遭遇何种挑战,国家为什么并不总能站在最高处。这四种视角共同塑造了现代国家构成的问题域,使之成为理解现代国家及其国家性变迁的出发点。它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竞争和冲突,推动着人们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构想与构建。     

汉语俗字构字理据性初探——以敦煌吐鲁番文献为中心

俗字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汉字以形表意传统的驱使下,人们按照自己对汉字部件的理解而在书写中自觉不自觉地追求构字理据,成为俗字的成因之一。在表意部件中这一点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敦煌文献所见之＂师＂、＂惊＂、＂齐＂、＂盐＂等字即是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