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与固化：非遗保护视野下族群身份标签化及其相关问题——基于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非遗传承的两个案例

在现代性视域下,“祖先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资源,族性的策略性表达是这一资源博弈下的产物。香格里拉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现了各个实践主体在其中的谋略与行动及其嵌套的逻辑。这些实践可被视为当地居民对族性身份的再造,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传承人民俗身份的格式化。基于族群身份理论视角,对基层非遗实践的现代性逻辑进行反思,呼唤非遗社区传承从竞争性伦理走向协商性伦理,将成为可能。     

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族群认同构建

赫梯人所建立的赫梯文明及赫梯王国具有多元文化交融和多民族共存的特点,这在赫梯国王名字的历史演变中得以窥见。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包含了城市名、神灵名、高山名和祖先名等多种来源,而赫梯国王名字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同时也反映出国王名字在文化上的多元性,在寓意上的积极性和时代性,以及赫梯人对王权权威性、合法性和王位正统性的追求。赫梯国王名字的演变及其文化特征是赫梯族群认同构建的必然结果。在多民族文化并存的状态下,赫梯人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逐渐形成了服务于赫梯王权的族群认同体系,这一体系在赫梯帝国灭亡之后甚至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原生论抑或工具论——读《族群与边界》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与思考

巴斯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及族群间的互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时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并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其对于巴斯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梳理,看到了田野调查对族群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将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族群融合与拉迪诺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相互排斥进行对比,并通过民族性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充分解释。     

试析印度的那加人问题

印度的那加人分离主义运动是亚洲持续时间最长、发展演变最复杂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一,也被称为印度东北地区的“叛乱之母”。那加人问题的核心是少数族群与中央主体族群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印度政府从促进民族和解、增强国家认同的理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分析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对印度民族政策和联邦制度运作的深入了解。     

乡愁的两种表达式——余光中《乡愁》与洛夫《边界望乡》比较

余光中《乡愁》和洛夫《边界望乡》为台湾乡愁诗歌的“双壁”。两位诗人都有着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又不约而同走过由“西化”向传统回归的诗歌创作之路,时空阻隔所产生的乡愁为《乡愁》和《边界望乡》共同表现的内容。余光中《乡愁》在一静态的情境中创造完成,所表现出的乡愁情感具有普适性、共通性;诗作结构整齐,节奏静缓,意象朴素明朗,语言体现了一种纯净之美。坚持创造性为诗歌生命,洛夫近乡情怯而作《边界望乡》,抒发的是极具诗人个体性的乡愁体验;诗行参差,结构跌宕,节奏激越,意象新奇,诗歌语言散发出魔性的色彩。     

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制度性国家认同的实现机制

个体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利益需求的满足.在我国,要实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除进行国族重构和文化融合之外,还需寻找到一个能超越族群差异的制度认同基础,从制度维度对国族认同与文化认同进行补充,三维立体式地构建中华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大厦.我国建党在先、以党建国、党政同构和党国同构的鲜明特点,决定了实现制度性国家认同必须以执政党认同为基础.在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是以原生性特征为基础还是以执政党及其制度为基础来进行认同,取决于二者谁更能深入持久地积极影响和改变少数族群的生活.在执政党认同、制度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三者可以相互促进、转化,也可相互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