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

在早期的翻译文学中,对日本"私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部分以内心独白、心理分析见长的风格化小说。小说《罪与罚》,以其细致入微的"自我"剖析、现实情境与意识流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对日本近代小说中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对日本作家认识或表现近代化的"自我"状态,皆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俄罗斯人的姓名

无论在工作或学习上,还是生活中,我们与俄罗斯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他们的姓名始终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在与俄罗斯人打交道时,妥当地使用名字和父称,会使对方感到愉快,缩短相互之间的距离,使彼此的感情更加融洽。相反,如果使用不当,相互之间就会有一种隔阂,总会处于一种正式和严肃的气氛中,不利于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现谨结合工作生活实际,谈谈俄罗斯人的姓名。     

《尤利西斯》中的内心独自与自由联想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将现实主义的描写与对角色最隐秘的杂乱无章的思想记录融为一体。小说的故事是在几个意义不同的层次上展开，缺乏连贯的情节；主人公的思想任意流动，读者几乎看不到人物的行为而只是在读人物的思想，窥测人物瞬息万变的内心。文章从自由联想与内心独自出发来分析作者如何采用意识流手法，挖掘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潜流，以一种彻底革新的艺术方式表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失落和价值危机。     

论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兼论屈宋某些作品之真伪问题

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可谓古今一也。这是据人称以辨古代作品真伪时,应当注意的。不少学者因屈原《卜居》、《渔父》及《文选》所载宋玉诸赋以第三人称口吻写而否定其真,虽似极有道理,却实非缜密,经不起推敲。从自我称扬这一角度切入,《招魂》必为招君王之魂说难以成立,而屈原完全可以称自己为“贞臣”。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称数研究

数是语法学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考察上古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称数,比较它们的发展变化,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殷商时期我为复数,余朕为单数。西周时期与春秋时期表示单数的第一人称代词一样,是余(予)、朕、、吾、台,我单复数同形。战国至西汉,吾、我既可以表示单数,也可以表示复数,但表示单数的频率大大超过了表复数的频率;余(予)、朕只能表示单数。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数的表达方式,就是吾侪、吾曹、吾属的使用,这是我所没有的。秦至汉初时,吾后仍然可以加属、等、众构成吾属、吾等、吾众等词语表示复数。秦至汉初,出现了一例指称复数时也可以有形式上标志的我侪。西汉中晚期,我后跟属、曹等复数形式标志的例子增多。     

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

关于"东干"的研究学术界有不少观点,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东干"视为一种跨国族群的个案,探讨了"东干"与回族的族源、族称和族群认同.     

部分逻辑的缘起及其思想解析

部分逻辑作为一个新兴的哲学逻辑分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部分逻辑已经在语言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形成了较好的形态,但是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很少。通过对部分逻辑在20世纪产生、发展和基本思想的介绍,指出部分逻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论哈代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及其文体效果

自由间接引语作为表达人物话语的语言形式之一 ,具有其特殊的文体功能。而通过自由间接引语所表达的人物思想活动 ,亦有其独特的文体效果。托马斯·哈代作为十九世纪的小说家 ,虽多用传统的艺术表达形式 ,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 ,却大量使用了自由间接引语。文章通过对哈代小说中自由间接引语的分析 ,对其文体效果加以评述 ,揭示哈代小说的叙事风格。     

意识流小说实践:当代作家接受了什么?——1980年代小说内心独白艺术论

意识流是最先走进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它的主要艺术特征有心理结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感觉印象等要素。内心独白的价值指向是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意识和潜意识,是传达人们积聚于内心又不能言表的无声语言。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运用内心独白时,吸纳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各种独白技巧,同时根据中国传统的接受方式使之本土化。因此新时期小说中的内心独白是一种创造性的运用。同时,新时期作家还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将对社会、集体、个体和生命的认识逐渐融入到作品中,体现了对西方文学艺术形式借鉴和接受的自觉。"有意味的形式"可以概括内心独白作为意识流小说技巧步入中国新时期文坛的行进轨迹。     

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是近年来哲学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当人们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从哲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时,这个问题乃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着一个宗教、艺术和科学所无法取代的领域,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至于人们用什么样的名称去指谓它,乃是一个与合法性无涉的问题.当人们不是从中国哲学应有的内容,而是从其作为一门学科所应有的形式出发去讨论合法性问题时,这一问题才真正地获得自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