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接利益冲突"防范与化解机制研究

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多,这与我们当前构建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必须通过培育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加强和谐文化建设,落实官员问责制,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思潮,建立冲突过程调控机制,才能够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     

从语法角度和主题结构角度谈英汉主语比较

本文从语法主语和主题主语两个角度对英汉主语进行比较,指出英语注重主语,要求主谓一致,适合用传统语法进行分析。汉语注重话题,习惯把句子谈论的对象提前。主题结构在汉语中属正常结构,用正常语序;而英语中主题结构分无标记和有标记两类,无标记类主题大部分不是句子谈论的对象,有标记类在英语中属非正常结构,使用倒装语序。     

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

嵇康一反传统理论，提出“声无哀乐”，认为“治世之音”、“亡国之音”之说是滥于名实的久滞之义。嵇康理论宗本于老庄之学，其意旨在“越名教而任自然”。     

《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述评

《声无哀乐论》作为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美学著作因其音乐本体论与功能论貌似矛盾的论述,研究向来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本文将针对学术界对《声无哀乐论》的本体论与功能论研究作一述评,以阐明嵇康对音乐本体的真善美综合的规定,并指出,嵇康批判名教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将音乐几乎归于自然,是与阿多诺批判启蒙理性要求艺术不模仿自然,寻求艺术救赎的主张是同样积极和振聋发聩的。     

善恶原则论

无私利他是最高且偶尔善原则,它只应该且只可能指导每个人的偶尔行为;其作用是使每个人在自我利益与社会或他人利益发生冲突而不能两全时,能够无私利他、自我牺牲而不会损人利己。为己利他是基本且恒久善原则,它应该且能够指导每个人的恒久行为;其作用是使每个人在自我利益与社会或他人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能够为己利他而不致损人利己。单纯利己是最低且偶尔善原则,它也应该且只能指导每个人的偶尔行为,其作用在于使每个人在与社会和他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行为领域,能够单纯利己而不致纯粹害己。     

论《庄子》之“无”的美学意义

"无"是《庄子》思想的主题,"无"之美是《庄子》美学的核心。《庄子》的"无"既不是空无,也不是虚无,而是蕴含了五层含义:一是与"有"共在的"无";二是"有"之"无",这是对自然之"有"的超越;三是作为否定的"无",即对人为之"有"的否定;如果说前三种"无"构成了"物"之"无"的内涵的话,那么,第四种"无"则是形而上的"道"之"无",它是万物的原初本性,也是前三种"无"存在的基底;第五种"无"是"无无",与其说它是"道"之"无"的否定,毋宁说它是真正的"道"之"无",它要否定任何将"无"变成"有"的企图。《庄子》之"无"的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对于中国美学而言,审美既不能见物不见人(道),也不能见"有"不见"无"。     

试论《老子》中的“无”及其与“有”和“道”的关系

以近年出土的竹简和帛书《老子》文本为依据,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整理了《老予》中“无”的众多涵义和用法。“无”在《老子》中是一个极重要的形而上的概念,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源;在宇宙生成论上虽“有”、“无”并举,但《老子》中更强调“无”的重要性;“道”与“无”在某些方面含义相同,但“道”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是《老子》哲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     

评价中心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通过对评价中心相关文献的梳理,总结了评价中心技术的概念、内容以及研究进展。介绍了评价中心在实践中的应用,指出了评价中心技术应用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评价中心在人才测评应用中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于无地农民工返乡意愿的研究——基于广东省无地农民工的数据

基于广东省无地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构建了无地农民工返乡意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对返乡驱动力与个性特征及生存条件进行交叉分析。研究发现,无地农民工返乡意愿极低,他们主观上宁愿克服种种生存困境在城市谋求立足空间和发展机会而不愿意返乡。在诸多假设影响返乡意愿的因素中,只有年龄、学历和居住条件对他们的返乡意愿形成负相关影响,技能、外出务工时间、享有保障个数、工作满意度四因素几乎不会构成影响,返乡意愿强弱程度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在促成返乡意愿形成的强弱程度上,虽然不同个性特征和生存条件的无地农民工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普遍关注能否立足城市,其次是能否返乡创业,教育子女次之,照顾父母的考虑最少。     

当代法治视域下无讼思想的思考

儒家追求中庸、平和处世的哲学思想,对无讼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无讼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在司法领域的价值追求和一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处世之道,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诉讼的特殊心理,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我们的诉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