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北大捷中的“牛营”、“牛兵”和“牛师”

两个英雄营 1939年9月18日，日军十万兵分三路，向湘北进犯!第一次长沙会战拉开了序幕。 新墙河防线是保卫长沙的第一道防线。日军主力从岳阳南下，五千多人正面攻击中国第52军的防地——新墙河正面。     

被历史忽略的罪恶--对佐藤俊二华南地区细菌战罪行的新探究

抗战期间,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也是日军开展细菌战的主要场所之一.波字8604部队长佐藤俊二在接受审判时,却对其在华南的细菌战行为避而不谈,最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随着丸山茂等人的指证和邓岗斜、南石头等华南细菌战地点的浮现,佐藤俊二直接指挥使用细菌杀害数以万计粤港难民的罪行也逐渐浮出水面.历史事实证明:过去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所被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以往称中国有100万人死于细菌战也是极为保守的数字.而佐藤俊二身为医学博士和病理学医生,却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残害人类,这无疑也与医学道德背道而驰.因此,鉴于以上事实,佐藤俊二等人理应受到历史和人民的重新审判.     

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受降史事考略

中国战区各区受降史事记述在抗日战争研究资料中较少见且错误甚多。文章对“8.15”前后中国关内日军态势、中国战区受降区划分、各区受降概况等若干史事进行了梳理与订正。     

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

日军占领南京后,严格限制第三国人士出入以掩盖大屠杀暴行.但在西方列强的外交压力下,日军不得已准许英、美、德等国外交人员返回南京.西方外交人员在南京的活动,实际起到了帮助中国难民,制约日军暴行的作用.官方代表的身份,使得西方外交人员拥有普通侨民所不具备的制约日军的能力,但也使得他们往往将本国利益置于人道和正义之上.     

战争赔偿与民间赔偿——兼论日军遗华化学武器诉讼案及其前景

近年来,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致人伤亡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受害者自1996年起已进行多宗对日索赔诉讼,无一最终胜诉。日本政府及法院援用最多的理由是中国政府已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以及受害者个人没有赔偿诉讼请求权。从国际法及历史事实看,战争赔偿并不一定包括民间赔偿,中国政府战后放弃的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也并不包括民间赔偿要求;且民间赔偿一定程度上属国际私法范畴,受害者个人享有诉讼赔偿请求权。2006年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成立,开启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程序。此外,中国政府还可以尝试国际求偿。然而,中国受害者要想真正获得赔偿,最终还是要取决于日本正确认识和反省历史的诚意,这也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     

抗战中，中国鱼雷艇击沉日军炮舰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海军是最为悲壮的一个兵种。由于实力远逊于日军,在抗战胜利之时,中国海军几乎已经拼光了自己的全部舰艇。然而,众寡悬殊并不代表海军官兵缺乏与敌殊死一战的勇气。中国海军记载,1938年7月16日（一说14日）,海军电雷学校文天祥中队奉命夜袭在湖口、彭泽江面的日军舰艇。是日,文93号鱼雷艇击伤日军中型舰艇一艘,     

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外学者揭露,但关于日本军部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却论述不多。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建立的。它们遵照军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军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人力、原料、设备和材料。在军部的命令下,它们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致使中国和平居民大量死亡,还疯狂准备对苏美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日本军部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罪责的     

斯诺护送邓颖超平津脱险记

(一)1937年7月初,美国作家、世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他北平盔甲厂13号寓所夜以继日地赶写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力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     

黄一勺

清江浦城里最著名的酒楼要数四时春了。酒楼不大,除了一楼可放四五张八仙桌外,二楼还有两个雅间。酒楼正宗的淮扬菜在清江浦可谓数一数二,特别是招牌菜红烧河豚,更是清江浦一绝。黄一勺是四时春的大掌柜兼大师傅,四十出头的他长得白白胖胖,剃着一个光亮的葫芦头,倒也应了一句俗话:肚大脖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他是老板伙夫都沾了。     

抗战史上鲜为人知的战俘交换事件

1944年1月，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坠落在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当地民兵发现后，活捉了这架敌机的飞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