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成因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文化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活跃则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主要作品及其特征 ,应从日本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与女性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 ,在政治、文化和文学形式三个方面 ,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成因。     

与谢野晶子和她的反战诗《你不要死去》

日本著名女诗人和歌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年),于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发表了著名诗歌《你不要死去》。这首诗歌反战倾向比较明显,表现了作者的战争观。诗歌表达了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主题。吐露了普通平民切实的反战心情,是主题鲜明的反战诗作。与谢野晶子的诗作明白易懂,感情色彩浓厚,易引起人们对战争的痛恨,这与她很高的文学素养有关。这首诗勇敢地向绝对主义的天皇发起挑战,反映了与谢野晶子那无所顾忌的自由与反抗的个性。     

日本光伏产业投资环境研究

在国家“走出去”政策的鼓励下,在日本政府对于清洁能源尤其是光伏行业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光伏企业涌入日本市场.但由于日本政策、市场以及人文的特殊性,许多中国光伏企业的日本投资之路并不顺畅.本文针对上述问题,从日本的经济现状、能源政策、光伏市场、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及社会文化共六个方面阐述了在日本投资光伏产业所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论禅境与日本设计文化的关系

禅,原本为佛家的一个修炼法门,但经过代代承传沿袭,日本的禅宗已转变为平常人生活中的一些智慧,可以说中国禅宗与日本的设计艺术擦出了耀眼的火花。特别是在书道、茶道、花道中积累下来的审美格调和艺术品味已成为日本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的性格和日本的文化就是禅。     

方军:一个人的抗战

满世界寻找抗战亲历者方军对抗战老兵的关注,是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开始的,这种仇恨由他父亲那一代延续下来.他说, 我的伯父、叔父、舅舅都死在日军手里.为此,我父亲‘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八路军.     

《日本简史》节选

一、日本人及日语的起源 关于日本人的起源问题，有关学者专家从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诸说不一，有“阿伊努说”、“原日本人说”、“石器时代人说”等。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甄综百家继往开来--简议刘天文先生《薛涛诗四家注评说》

历代学人关注薛涛其人其诗者相对较多,上个世纪对薛涛诗全面笺注的张篷舟老先生致力最早,成就最著,他的<薛涛诗笺>(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乃薛涛研究的扛鼎之作;后则以彭云生先生的<薛涛诗校正>(稿本,现存成都薛涛研究会)、陈文华女士的<唐女诗人集三种·薛涛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发明较丰;日本学者辛岛骁的<汉诗大系·薛涛诗>(集英社1966年版)亦时有创获.成都的刘天文先生经过十数年的潜心研究,新近推出<薛涛诗四家注评说>(巴蜀书社2004年版)一书,对上述四家之笺注"择其精要,或见解各异的地方,摘要录出,加以比较和评述"(自叙);同书刊发其论文九篇,针对薛涛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独特见解,并对近百年的薛涛研究史进行了仔细梳理和精当评述;附录<忆篷老>一篇,则深情缅怀当代薛涛研究奠基人张篷舟先生一生的卓越贡献,自己与篷老的因缘际会.全书篇幅虽仅十三万字左右,然甄综百家,评判得失,犁然有当:独出己见,亦多根据充分,自圆其说.可缕而析之、表而彰之者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东北亚区域冲突结构与和平体制构建——以中日关系为例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交流历史。但从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挑战中华秩序,企图建立其“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结构性暴力”,形成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冲突结构,阻碍着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进程。因此,中日两国应从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中吸取教训,用和平方式化解两国战略矛盾和冲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构建东北亚和平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