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生长点、突破点、联结点、基本点.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世界",二是"环境",三是"社会",四是"相互作用".但是,上述概念不完全符合逻辑起点的要求.而"相交"作为从物理学中移植过来的范畴,可以更好地反映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成为环境社会学的逻辑起点,即它不仅是环境社会学的历史起点(发生史和认识史的起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具有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特征.在这个起点中,包含了环境社会学全部发展的萌芽,由此可以展开环境社会学丰富的内容.     

稿约

《江苏社会科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本刊设经济学、法学     

实践理论与实践社会学方法探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陷人了方法论的二元纷争之中,迫使当代西方理论家重构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出现了一股新的综合复兴努力的迹象.布迪厄试图用"场域"、"惯习"、"实践"化解结构与行动的矛盾,既体现结构性、又体现建构性.吉登斯确立了从人类实践活动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把结构与行动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他们的努力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以孙立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经验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探索,倡导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     

社区经济社会学的建构——对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再探讨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 ,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 ,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发展出了三个中程的经济社会学理论 ,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而且 ,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 ,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征稿启事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创刊,是山西省教育厅主管,由太原理工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中北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山西医科大学等13所山西的理工农医警媒类高校联合主办的人文社科学术月刊;每月25日出版,大16开本;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学报,山西省一级期刊。主要栏目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哲学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讨;高教     

雷达的文学评论与1980年代社会学批评方法的嬗变

雷达是秉承着当代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在20世纪50—70年代存在“泛政治化”“泛阶级论”的弊病,并在“文革”期间走向了极端,沦为沾满血污的“棍棒”。为了使社会学批评正常化、健康化,1980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学批评的“真实性”“时代本质”“思想倾向性”等尺度进行了调整。雷达的文学批评历程恰恰体现了社会学批评方法面对时代转型与文学新潮进行积极调整的过程。与阎纲、许觉民等年长的批评家一道,雷达迎纳新潮,独立思考,渐渐形成了他凝聚着个性魅力的“历史—美学”批评,为备受质疑与冷遇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开拓了蜕变与更生之路。     

从法国社会学到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杨堃先生的治学路径和初心

作为中国第一代民族学家,早年的杨堃是法国社会学派在国内的主要传播者,晚年又是国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者。从法国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是贯穿杨堃先生一生的学术主线。而支配这条主线的有杨堃先生真诚的学术信仰,也有其贯穿一生的政治初心。新中国成立后,杨堃先生对法国社会学派做出批评或批判的同时,也始终为其留有“借鉴”空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坚决维护“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名义和地位,一面也用具体研究不断填充着这一学科的内涵。对于杨堃先生来说,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学术信仰,也是一种政治信仰,二者缺一不可。为达到这种圆满,他不懈奋斗,历经磨难。这种信念连同他的著述一样珍贵,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和继承。     

关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发展的简要回顾，从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两方面评述了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现状。研究认为，青年研究的学科化的标志．应该是独立研究对象及其知识体系以及方法论的确立；不论是青年学还是青年社会学．目前仍然处在科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文章从知识体系方面对西方学术成就的借鉴、经验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及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阐述了对青年研究学科化的看法。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本文是对费孝通先生晚年思想转向之成因的研究。费孝通晚年的研究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力倡"文化自觉",由早年注重西方文化变而偏重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费孝通晚年著作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费孝通的思想转向是他在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不间断的调查、实践和反思中形成的。这种思想转向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转向,而不是文化立场的转变。本文以四个部分来论述这种转向的发生。前两个部分讨论费孝通晚年谱写的"两篇文章",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研究、民族和边区开发研究。在这两个领域的经验研究中,费孝通都遇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挑战,他发现：乡村工业、民族和边区的发展都不只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问题,甚至也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和其背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态和文化有关。如何把握这些心态和文化,是本文的第三个部分,即费孝通晚年社会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费先生从英国人类学家Leach因《江村经济》所提出的两个方法论问题入手,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展开了漫长而严谨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新看法,也是对上述两个经验问题的总回答,另一方面是对"文化自觉"理论的方法论补充。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讨论的是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晚年如何身体力行,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为真正的"文化自觉"。     

人际语法隐喻的多维考察——以《唐顿庄园》为例

人际语法隐喻作为语法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际意义在语气和情态方面的非一致式表达。语言形式不同,则其传达的语言意义也不尽相同。从语用学、社会学、语篇分析等多个维度综合考察人际语法隐喻非常规表达的语言学意义,挖掘其折射出的特殊人际意义,从而探求人际语法隐喻使用的语言学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