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的中国民族企业跨文化营销战略研究

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着国际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跨文化营销实践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不断深化,并成为影响现代国际市场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以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海外目标市场经营取得了成功。这为我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论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

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是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美国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战后日本安全防卫的根本保证。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美同盟关系也在不断更新内涵和调整功能。2001年“9·11”事件后日美同盟关系的重新调整,既是对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以来历次调整的继续,更是对过去的超越;既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全球军事战略重新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客观体现,又是日本借机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观诉求。日美同盟关系的调整不仅为日本的安全防卫和政治外交政策带来了变化,而且还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战略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运动

文章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和部分官兵所掀起的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反战运动,是一支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抗日力量,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文章以大量的历史事实,全面公正地评价了日人反战运动发生的原因、作用和意义。     

清末留日女学生与妇女解放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先进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呼号奔走,留学救国思潮兴起.潮起潮落,巾帼不让须眉.其中留日知识女性更是创办报刊、组织女子社团、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宣扬女权.与此遥相呼应,国内终于在辛亥革命前后形成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国革命也因之有了新起色.清末留日女学生功不可没.     

“亚信”上海峰会:打造安全新亚洲

正2014年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成功举行。包括"亚信"成员国、观察员国、峰会客人在内的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及代表与会,共商亚洲安全合作,共谋亚洲长治久安,共襄亚洲未来发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推动在"亚信"     

买卖价差限制对做市商报价影响的实验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股指期权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做市商,但是中金所如何有效激励和引导做市商的交易行为呢?运用实验室实验方法,分析不同买卖价差限制对做市商买卖报价价差、成交量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买卖价差限制越宽松,距离期权合约行权日的时间越长,做市商的买卖报价价差越大;买卖价差限制相同时,喜好风险的做市商买卖报价价差更大.此外,买卖价差限制越宽松,做市商的成交量越大,获得的利润越少,且二者波动性越强.但是,做市商的风险态度对其利润和成交量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中国股指期权市场选择合适的机构投资者承担做市商义务,并通过适时适度调整买卖价差限制,合理引导做市商的买卖报价行为,有利于提高股指期权市场的流动性并改善价格发现效率.     

小柳秀明: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日本人

今年４６岁的小柳秀明是日本环境厅的一位公务员,从事了２０多年的环境管理工作,是一位资深的环保专家。１９９７年,他被日本政府派到中国,在中日友好环保中心工作。去年１０月,因他在中国环保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外表文静柔弱的小柳１９７７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环境工程系。１９９７年６月,他怀着对中日环保合作的满腔热情来到了中国。日方原来决定他在中国工作的期限是一年,但小柳秀明在华工作期间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与中日友好环保中心的中国同行们也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合作关系,他竟然有…     

机遇还是挑战？——民主党执政后的中日关系

2009年9月16日,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当选为日本第93代、第60位首相,从而正式确立了以民主党为中心、社民党与国民新党为辅的“三党联合”政权,白民党则自1993年以来再度沦为在野党,日本政界“两党政治”初见雏形。随着日本政局的大变动,民主党为首的鸠山内阁引领日本走向何方,中日关系能否突破冷战后常现的“高开低走”困境,缓和中日关系旧有的分歧,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这些都成为中日两国民众的期待所在。     

光绪慈禧崩逝后檄文事件考论

光绪、慈禧去逝后,留日学生朱增澹等人冒用杨度所创立的宪政公会之名向国内各地寄送传单,攻击袁世凯弑君谋逆,影射醇亲王载沣谋子即位大做手脚,号召国人兴兵入京杀袁世凯为光绪皇帝报仇。传单引起清廷内部极度恐慌,下令对来自海外的信函严密检查,并请求日本政府协助调查传单的制造者。日本政府警告朱增澹等人停止寄发传单,但并没有将调查结果通报清政府。清政府虽怀疑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印制并传播了檄文,但究竟何人所为,清政府始终未能获悉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