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计国际化趋势

通过对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会计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指出了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完全接轨尚有一定的障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些障碍会逐步消失,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全面接轨是必然趋势。今后的努力方向:第一,要大力培养国际型高素质的会计人才;第二,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会计国际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要加强会计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会计惯例,逐步实现中国会计的国际化。     

离至久 情至深——在苏州安度晚年的台湾老人剪影

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大陆去台湾的老人们的无尽离愁别绪。暮归的游子啊,何日解乡愁?跨过海峡,到大陆去,到"人间天堂"苏州去安度晚年,颐养天年,偿却几十年叶落归根的夙愿,成了台湾老人们的百远之举。     

对中国青年研究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关于中国青年研究的理论文章明显下降,中国青年研究的学科性建设步伐缓慢,造成对中国青年工作的指导存在理论滞后、零碎而分散的局面,政治性、实用性、滞后性、单一性突出,理论性、学科性、民族性特点明显不足。基于这些,我们认为应当从学科性、民族性、系统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当今的中国青年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研究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的青年工作。     

女人为何爱挽男人的手

女人喜欢用身体的接触来表达自己的善意和亲密,男人和男人之间直来直去,坦荡无私,他们很少用动作来表示亲近感。小孩子都喜欢依偎在大人身边撒娇,这是动物属性的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在理性上逐渐成熟,动物的原始习性就逐渐退化,隐蔽到理性后面。当女人羞干或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已的感情时,她就习惯用身体接触这种最原始,也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作为传达自己感情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人和小孩子是比男人更具动物性的。     

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若干思考

对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六点探讨:从知识经济时代的高度认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和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气;改革知识分子领域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知识分子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促使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朝着自主、有序、良性的方向发展;加大对科研、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资金投入,切实改善这些领域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有针对性地做好非公有制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作。     

西部大开发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效应评估

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差距,主要不是东西部城市之间的差距,而主要是西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事业方面的边缘化比经济方面更严重,农村边缘化比城镇更严重,老的生态问题未解决,又埋下了新的生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张文礼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而“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亦有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思想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六个“一号文件”中。从中央六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三农”思想与政策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本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制度模式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复杂性。由于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内部改革的浪潮以及国际市场形成、全球化、信息化加速等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更加棘手。     

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

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论争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并且暗含了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当今世界的巨变及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和审美文化实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绝不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而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战略思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增收困难上。但人为的政策制度因素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民的全面发展。现在关键是要构建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宪政的衰微

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和20年代，格拉古兄弟所进行的以土地为中心的改革试图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小农破产问题，恢复罗马共和政治制度的根基。但这种充满理想和复旧色彩的主张与日益扩大的罗马国家以及地中海区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与格拉古兄弟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改革不仅未能恢复小农往昔的地位、巩固共和宪制，在客观上反倒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和商业货币经济的发展。另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打破了传统罗马共和宪制内合法斗争形式，以直接的暴力冲突取代了谈判和妥协，标志着罗马共和制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