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山左诗人与性灵说

江南性灵诗说盛行的清代乾隆时期,山左诗坛则在经历了顺治、康熙两朝"甲于天下"的极度辉煌之后逐渐趋于寥落,诗歌创作的重心移向南方。性灵说标举自我,张扬个性,带有鲜明的叛逆色彩,它在儒家文化深入人心的齐鲁腹地影响并不大,所影响到的是宦游南方的山左诗人,但即便在这样一个接受群体中,抵触也还是大于认同。这种现象体现了齐鲁传统文化与性灵说个性意识的冲突。     

明末复社兴起因素考论

复社的形成缘于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主要为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天启、崇祯年间的政治局势与当时士人复杂多变的心态,经世思潮的兴起;面对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士人阶层的反应;文人结社的传统及八股取士对结社的需求.     

晚明求适思潮与士绅休闲旅游

本文通过对晚明近千篇游记的检索与分析,结合晚明社会转型期思想激荡的社会背景,探寻晚明旅游,尤其是文人休闲旅游兴起的社会与思想根源.笔者从阳明心学对人性的解放引出了晚明崇奢重适的生活风尚,并带来了人们对旅游观念的重审与重构,作为尚适理念的重要体现,旅游不再是玩物丧志的行为,而是人性中所必需与所必有.求适观念与旅游行为的结合,养成了晚明文人纵性任情、寻欢逐乐、不计时日、不计金钱的游风.     

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鬼神之明>篇被整理者和某些学者认为属于墨家著作佚文.这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经过分析不难发现,<鬼神之明>与墨学思想有重大差别,此篇提出"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与墨家"明鬼"思想相矛盾.传世文献<论衡>中所引儒者董无心之语也与<鬼神之明>相近,<鬼神之明>或亦可以视为儒家之说,然而二者间仍有较大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和<鬼神之明>的思想非常接近,而司马迁转益多师,其思想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将<鬼神之明>和传世文献简单对应以判定其学派,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鬼神之明>或许属于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某一个学派的作品,与其将之归为墨家作品,以见墨学在战国之时的兴盛,或不如将之视为"反墨"的文献,这同样可以说明墨家在当时的兴盛.类似的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著作还有很多,但是,指导学者们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思维模式、方法本身,存在一些误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发展探析

明代中后期中原商品经济日益繁荣。在农业生产中,经济作物的品种不断增多,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手工业生产领域,棉纺织业、矿冶业等发展迅速,许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但从总体看,其发展表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城镇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大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进入城市,城镇经济日渐发达,各地城乡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国内其他省区的商贾亦纷纷前来中原,从事经营活动,促进了中原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商品经济的作用下,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逐渐发生一些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不断改变,在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正在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金圣叹的心性论与晚明思想的困境——以"忠恕"说为核心

关于金圣叹的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以往的研究认为其宗旨是批判假道学和提倡自然人性论,但又多少保留了儒家伦理观念。其实,“忠恕”说是至诚与至善合一的人性论,它所针对的不只是假道学,而是晚明思想中的“伪善”和“着善”的两重困境;同时,对于王畿“四无论”、李贽《童心说》等前人的救弊之方,“忠恕”说又试图纠正其偏差。“忠恕”说的理论漏洞正缘于其双重翻案的意图。     

明中叶经济改革家庞尚鹏研究文献考述

庞尚鹏是明中叶与海瑞、戚继光、潘季训等齐名的杰出经济改革家,一度成为万历初年张居正大改革的先驱。深入研究庞尚鹏,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中叶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认识和了解。本文抛砖引玉,考述了目前学界所见有关庞尚鹏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以期有助于庞尚鹏研究的开展。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