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文献价值及其局限性

明代进士登科录作为记载明代科举考试的原始文献,在订补明代进士出身的人物及<明史>、<明实录>等史料方面具有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同时,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利用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并注意利用其他文献进行综合考证.     

论明代拟话本小说的卡里斯马形象群

文化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中心体系基础上的,而文学就是这种文化的形象反映。文学作品中卡里斯马类型形象的确立与这个中心价值体系的盛衰密切相关。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出现了一大批卡里斯马型人物,其中以商人形象和女性形象最为突出,这一形象群的产生正是当时价值重建的必然结果,而对伦理价值的强调同时也使拟话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了类型化的特征。     

“以法治腐”的背后——基于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下的文化阐释

明代中后期“以法治腐”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文化决定了人们对腐败的认识与法律对腐败的界定是不统一的,从而造成法律对“黑色腐败”的惩治无力和对“白色腐败”的无从惩治。唯有通过文化自觉,培养国民的民主与权利意识,改变其“群体无意识”,才能为反腐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

茶马贸易肇于唐,始于宋,盛于明,衰于清.有明一代,茶马贸易贯穿始终.明代茶马贸易主要有西北、西南两路,而河、岷、洮三州则是明西北茶马贸易的行政中心及主要交易中心.明朝的茶马贸易,不仅仅是一项国防政策,同时也是一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它的顺利进行,不仅保证了明王朝西北边防的安全,同时还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及河、岷、洮等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发展及各民族融合的实现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不只是表现手法 ,而是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用心 ,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这在清初至清中叶汉族士人创作的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尤时熙与明代洛阳的学术转型

明代洛阳学术经历了由初期株守程朱学说到中后期崇尚阳明心学及经世实学的转型。这个转型是由尤时熙完成的。尤时熙将阳明心学首传入洛,师承阳明心学又兼融传统理学,且具有一定的实学思想,以此开创了洛阳学术的新局面。     

明代汾河流域旱灾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通过对明代277年(1368-1644)汾河流域旱灾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采用以县为单位的旱灾等级划分标准,利用线性趋势估计法对当时整个汾河流域旱灾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且从频率和强度两个方面研究旱灾的空间分布,同时以t分析方法对旱灾在时间变化上是否存在突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明代汾河流域共发生旱灾147年次,平均1.88年发生1次旱灾,平均每年发生旱灾7.6县次,其中以2级旱灾为主(占46.97％).(2)在明代277年中,汾河流域旱灾发生频率呈极显著增加趋势,且夏旱最多,春旱和秋旱次之,冬旱最少,在季节连旱方面,春夏连旱发生最多,夏秋连旱次之,四季连旱最少.1473年为旱灾频率发生的突变点,1368-1473年为旱灾发生较少期,从1473年开始,旱灾发生频率明显加快.(3)从整个汾河流域来看,上游不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小,而下游最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大,与此同时,汾河流域中游东部较西部易反生旱灾,且强度相对较大,下游则相反.明代气候变冷是汾河流域旱灾频发的主要原因.     

明代三峡移民与地域社会变迁

明代是三峡移民的重要时期,随着大批外来人口的定居,改变了元末以来三峡人口锐减、地方凋敝的局面。移民的到来促进了三峡人口和垦田亩数的增加、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文化的传播与整合,最终对当地社会的变迁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明代四川蒙古族历史和演变略论

元代四川蒙古人有十多万 ,明代又有少数蒙古人入川。明代时 ,四川内地蒙古族人除战死和回北方的外 ,其余的改变姓氏和习俗 ,多数融入汉族 ;川西南蒙古族人有鞑靼、咱哩、青海、阿咱拉等称呼 ,他们有的分别融入回族、纳西族、彝族、西番 ;川西蒙古族人仍是当地的统治者 ,有霍尔、瓦述、梭坡、和硕特部等 ,他们后来都融入到藏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