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约孙”的生态价值诠释——基于低碳和绿色发展的法理思考

蒙古族的“约孙”是游牧民族生态适应性的行为规范,其精华部分被《大札撒》所吸收,明代草原法传承了“约孙”的生态习惯,制定了世界上较早、较为系统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由于引进藏传佛教文化等缘由,明代草原法发生了较大的变革,蒙古族放弃了成吉思汗时期的惨刑做法,摒弃萨满,独尊释迦,放弃杀生、殉葬陋习,用成文法典保护草场、牧地,保护野生动物,并规定在野生动物孕子期间,猎人不得对其围猎捕杀,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游牧社会的环境法律文化,客观上形成了低碳经济,促进了传统游牧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     

明代河南旱灾与社会应对

明代河南旱灾具有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后期重于前中期、空间分布广、地域和季节分布不平衡等特点。频繁的旱灾,引发了严重饥荒、诱发了其他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为应对旱灾,河南社会采取了兴修水利、积粮备荒、蠲免赋税、组织赈救、祭祀祈雨等措施。但在明末罕见旱灾的打击下,在政治腐败、财政空虚的大环境中,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试论晚明审美的新趋势

明代后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持续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发展,旧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封建正统意识受到冲击,社会对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新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人们开始不满足于那客观、宁静、优美的古典美,而表现出对主观、激荡、崇高的近代美的追求。     

捐官受讽

明代嘉靖年间,江南有一富家子弟,求官心切,但由于胸无点墨,只得巴结官府,挥金如土,三日一小饮,七日一大宴,终于弄了个七品官衔,乐得终日摇头晃脑。自认为这是名正言顺的"捐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日,他对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炫耀起来:"弄个一官半职,本公子易如反掌。何需寒窗苦读·"秀才意欲顶撞他几句,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初探——以酉阳、石硅为例

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谨慎遵循中央王朝各项制度,与中央王朝建立了稳定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可以总结出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经验和教训,为西南地区更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明代徽州民间财产继承方式和国家继承法的冲突与整合

继承制度由唐朝形成律法规范,至明弘治以后,该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具体到明代的徽州,可窥其一斑。继承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传统观念变迁与商品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部分与国家继承法相冲突的继承方式,明政府在民间实行里老制、宗族乡约化等整合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稳定和伦理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继承方式与继承法不一致的矛盾。     

在还原中建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抽样分析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在全面梳理明代科举与文学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明代科举与文学交互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史实收录方面,《编年》注重收录与科举相关的人物仕宦和与科举考试、文学创作相关的重要事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体现了该项研究的交叉性质。在文献使用方面,《编年》大量采录登科录、碑志、行状、序跋等原始档案和集部文献,力图立体展现明代科举与文学发展的鲜活生态。     

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都具有创新之处。从中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