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试剑记》佚曲一套

《试剑记》,学术界认定已经全部亡佚。该剧最早见于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谓有二本,均失题撰人。一以赵云为生,仅能铺叙已耳;一以刘备为生,杂取诸境……不若赵云作生之《试剑》,犹得附于简洁。内一折,全抄《碧莲会》剧。《祁氏读书楼目录》、《鸣野山房书目》皆著录一种,未题撰人。《笠阁批评旧戏目》亦著录一种,题长啸山人作,《今乐考证》同之。据此,《远山堂曲     

明代戏剧中的"集唐"现象与唐诗传播

明代传奇和杂剧作品中都出现了"集唐"现象,这与时代的文化取向和传播氛围密切相关.明人对唐代文化的向往与追慕,是"集唐"的文化渊源;大量别集、选集的刊刻,文人热衷创作集唐诗等,是"集唐"的现实基础.另外,明人的集唐诗反映出对中晚唐诗歌的偏重,与"诗必盛唐"的主流观点有明显区别,借助于此,正可全面把握明代唐诗传播与接受的真实状况.而唐诗以戏剧为传播途径,客观上也扩大了其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     

明代捐纳与监生入仕研究

明代国子监生是文官的后备人才。国子监生经历积分、历事听选等阶段,经由吏部铨选授官。明中后期以来,明廷推行捐监制度,大量捐监生涌现,国子监地位下降。因官位有限,监生淹滞于监中,常候选数年却不得授官;同时明廷财政困难,教育经费紧缺,故而推行监生捐纳铨选入仕制度。监生通过捐纳免历事、听选,遥授、预纳和加纳授官等,虽部分缓解监生长期候选压力,却打乱了监生入仕之平衡,造成铨叙混乱,加剧卖官鬻爵之风的盛行。     

明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转向

按照传统的观念,家庭生活大抵表现为一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关系.作为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明代社会,家庭结构中的女性,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参与田作、纺织及其他手工等生产活动,成为家庭经济的一种补充.家庭生活史的演变证明,明代妇女不但在家庭中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而且广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出现了诸如三姑六婆、女贾、女佣、苏州梢婆、插带婆、绣花娘、赶唱妇人、瞎先生之类的职业女性群体.所有这些,无不说明妇女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开始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探讨传统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泉州缙绅在继承蔡清开创的学术传统之外,从京师带回新观念,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青阳乡约应运而生。庄用宾基于当地盈塘水利和“朝天拜会”八堡轮流值社的传统,创造出乡约的组织架构,并增加新的礼仪实践,塑造乡贤谱系,将王朝礼法和地方传统融为一体,给本地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正是通过诸多与青阳乡约相似的实践,以泉州为代表的兼有海内外多元文化传统的滨海地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大一统进程。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行吟诗人与诗歌精神

纵观中外诗歌史 ,不难发现许多成就骄人的大诗人都曾与“行吟”有关 ,或可称为“行吟诗人”。“行吟”不仅是一种诗歌行为 ,其背后还有着与诗歌本质问题有关的极为深厚的内涵。“行吟诗人”往往更具有“诗心”“诗情” ,他们更迫近诗歌之本质、诗歌之精神 ,因此 ,他们实际上还连接着人类诗歌史上最辉煌的成就。对当今日渐冷寂的中国诗坛来说 ,“行吟诗人现象”或可作为一面镜子 ,供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审观和反思     

海南“吟绝”王佐的思想及其诗歌的内容类型

海南"吟绝"王佐是海南本土诗歌觉醒时期的代表诗人,与同期另一位大诗人丘濬一起构成了海南明代诗坛乃至整个诗坛的高峰。王佐的思想以六经为本,好学为宗,中仁为用,谨守儒家修齐治平之志,在政治上有开言路、任人事、重边防、调盐粮、修道路、设礼教、平选举等数种思想,然规模尚小,尚不足以言其条贯,仅其中开言路、重边防的思想有开明大家气;在礼教上尊礼教、辨华夷、重家教、平选举;在文学上则承接韩欧影响,杂一点理学意见,主张文以见道,并无特别的新见。王佐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叙事、风物、咏怀、咏史、赠答等五种类型,其中以叙事诗与海南风物诗最具特点。     

苏辙的七律诗风与北宋元祐诗坛

苏辙少时从学于父兄,入仕后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交游,后又教授张耒,他们的七律诗风皆呈现白体特征。白居易是其文集中所提唐代诗人最多的一位,他欣赏白居易的诗品与人品,但对白居易也是有选择的接受,这使得他的七律能够突破白体的局限而自成一家。他的七律诗风"妥帖大雅",长于叙事是其七律的最大特征,且诗法与文法并重,流畅与凝练共存,是白体诗人中七律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位。元时期苏门七律各呈姿态,苏轼七律可谓白体中的变体;苏辙、张耒承欧阳修一脉而来,可谓白体中的正体;秦观七律呈现明显的晚唐体特征;黄庭坚与陈师道承西昆体、后昆体、梅尧臣、王安石等讲究法度一脉而来,成就江西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