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体类型和创作生态看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以《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为例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一书,首次以编年形式展现有明一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进程,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跨学科研究视域两方面都具有创新之处。从中可以发现明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学术增长点：一是适当加强对某些文体类型,如策论、八股文的研究;二是重视对科举时代作家的创作生态的整体还原。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定制"还是"内销"——论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主要消费群体

明代中前期青花瓷器大量出现在中东、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其特殊的造型、纹饰、工艺和色料曾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兴趣.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中东西亚等地的穆斯林商人从明代中国大量"定制"青花瓷器后运回国内.然而,明代御窑厂的设立、制度和使命,明青花的造型和纹饰,特别是明代"回回瓷器"的种类、样式以及作为核心装饰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都与"定制"说法难以吻合,它们都显示了明代中前期青花瓷的内销性质,其中以宫廷和皇室需求为主.     

明代徽州民间财产继承方式和国家继承法的冲突与整合

继承制度由唐朝形成律法规范,至明弘治以后,该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演变。具体到明代的徽州,可窥其一斑。继承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是传统观念变迁与商品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部分与国家继承法相冲突的继承方式,明政府在民间实行里老制、宗族乡约化等整合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对地方基层社会的稳定和伦理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民间继承方式与继承法不一致的矛盾。     

从明代选本看《史记》文章元典地位的确立

从南宋到明代,受复古思想影响,《史记》逐渐进入古文选家的视野。作为古文的一部分,《史记》被列入文选经历了从重道到重文的历程。明代古文选家对《史记》的选录其实是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对《史记》文体进行了全方位的辨析,这种辨体过程结合着对相应文体法则的细致探索,借助在选文顺序上的有意安排,树立了《史记》的文章学典范地位。受科举的影响,明代主要文学流派诸家和科举考官在提倡《史记》的同时,大都编著有专门的《史记》选评本以指导文法,使得《史记》成为科举师矩。受此影响,明代《史记》的文章学地位逐渐超越唐宋古文、《汉书》甚至《左传》,最终确立了文章元典的地位。     

宁夏古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一项最为雄伟壮观的人工建筑奇迹,是规模庞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为世界七大文明古迹之一。长城的修筑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此后,凡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宁夏境内是必修的地区。古代修筑长城都遵循着"因地制宜,据险制塞"的原则,一是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根据所在的地形条件构筑工     

明代桂西土司的“城头/村”组织及赋役征发

明代桂西土司地区的赋税之征有别于流官区,嘉靖以前,并无确切证据表明土司辖区如流官区般推行了里甲制。同时,桂西土司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有别于内地,其以"城头/村"作为基层单位,土官土目直接管领部民,部民亦兵亦民,当国家征调时,土官土目按"田"派兵,部民自备粮饷出征。朝廷对部民土兵无直接管理权,不过,却通过掌握土官官职的授予而有效地控制了土官,土官也愿意让渡兵力获取朝廷支持而稳固其统治。     

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明代民族文教政策的一体两面

明代民族文教政策表现为以夏变夷的民族儒化政策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化政策两个方面,它们是明廷治理少数民族以巩固王朝统治的教育措施.二者在主要内涵、价值取向和实施效果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且互相补充,缺一不可.探析明代以夏变夷和因俗而治的民族文教政策有助于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近百年来明代易学研究述评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明代易学不被关注;5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明代易学逐渐受到重视。既往对明代易学的研究大都就易学言易学,未能脱离“象数”与“义理”这一传统路数。只有注重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充分紧密地结合明代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氛围,将受《周易》以及易学启示、影响的明代历史过程和思想、学术等文化现象作为考察对象,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明代易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与主要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