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母亲的花园——读H.D.的“断章”诗

萨福的残诗为H.D.提供了不同于男性文学传统的文学范式。萨福跳跃的诗行和诗中独特的意象不仅为H.D.诗思翱翔提供了潜文本,而且也是她开辟自己创作世界的基础。在她五首都以萨福残诗为副标题的＂断章＂诗中,她依照自己的构思对萨福残诗进行拓展,重构了这位文学祖母的声音,展现了女诗人如何坚定自己的缪斯身份。     

《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以《黄淮传》和《胡广传》为例

《明史》是以《明史稿》为蓝本进行修订的。尽管《明史》存在一些讹误,但总体说来,《明史》的修纂还是相当严密的。其在修纂过程中,虽大部分内容沿袭了《明史稿》,但对《明史稿》存在的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严密的考证与修订,进而以符合史实的面貌出现。《明史》对《明史稿》的修订,主要从文字讹误之修正、史料之补充、史实之订正等几个方面进行。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略说査继佐的南明史论

査继佐对南明史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明之史的编纂上,更突出地反映于他的南明史论。他的南明史论,具有多种形式和显著特点。其重要者,应该是对南明覆亡的思考、分析和总结,以及彰善瘅恶、表彰忠义等。     

从“引泾”到“断泾疏泉”——明清陕西渭北水利中的引水争议及裁定

明后期至清前期,渭北水利就"引泾"还是"拒泾"有长期争议。由于郑白渠引泾水利辉煌悠久的历史,"引泾"主张在明后期占据主流;自袁化中"拒泾论"提出后,逐渐获得认可,并最终在清乾隆二年朝廷作出"断泾疏泉"裁定。虽然争议中不乏地方利益的博弈,但裁定更多是环境、技术、制度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提高抽油杆管使用寿命的管理研究

目前影响抽油杆管的使用寿命及造成抽油杆管损坏的原因，详细介绍了抽油杆管在不同条件下的工作情况，研究如何使抽油杆管在规范的条件内合理调配使用，减少经济损失，延长杆管的使用寿命。为进一步提高经济开发效益、延长管杆的使用寿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邦和袁绍的“同途殊归”

西汉的刘邦和东汉的袁绍,彼此相隔两个朝代,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但他们各有一次经历,前半截如出一辙,后半截大相径庭,这种前同后异的戏剧性变化,可以给人一些启示。他俩的相同,在各有一次征战的经历。公元前200年,刘邦根据不确切的情报,作出了匈奴汗国不堪一击的错误判断,并亲率32万大军北征。行至今山西大同一带,与麾下刚从匈奴侦察到真实敌情而归的娄敬相遇。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说与儒家时间意识的突破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良知不是超越时间的本体,而是有时间性的。良知典型地表现为道德意识对凡俗的私意计度的时间意识的斩断;“良知见在”不是理论陈述,而是实践的指点,也即让学生专注于当下的、非功利的道德实践,放下对过去与未来的执着与算计。“见在”在阳明用语中大多数应当理解为“尚存”,“良知见在”即“良知尚存”,虽不完满,但蕴含着缺而待圆的动势。此语警策人们:当下一念良知醒觉就该行动,沉浸在非功利的时间体验中从事道德实践。阳明论“良知见在”时还说“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可见它与意念管理有关,钱德洪、邹守益、孙应奎与王畿等阳明后学都点出了这种关联。在时间体验上,道家与佛教对儒家构成了挑战:庄子有“无古无今”、郭象有“忘先后之所接”、禅宗有“前后际断”和“无念”。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的文学价值及其影响

英国著名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在其本国就引起了一定反响,加之翻译家林纾颇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经他“加工”过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虽与原作有所出入,有失其“信”,但此作却取得了更高的文学价值,成为我国近代的翻译名著,大大丰富了“译介学”理论的内涵。另外,它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建安文学断限之我见

＂建安＂是东汉末代皇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时间跨度从公元196年到公元219年。文学史意义上的＂建安＂备受争议,迄今为止,仍无定论。本文对诸多学者的意见进行了总结梳理,也对建安文学的时间断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建安文学应该始于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止于景初三年（公元2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