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厚英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人声鼎沸中的人,是由眼睛和心灵组构而成的克服了动物性的神人。正因为是神人,人才会认定世人的心早已蒙尘、朽坏,并试图给他们施行洗心、换心的外科手术。洗心、换心术其实是一种诡谲的修辞,它的结果一定是发现我们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从来就是人。     

明朝中后期妇女问题新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客观上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是明朝中后期社会生活“僭拟无涯”的突出表现。缠足的松动,贞节观念的淡漠,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一时蔚为风尚。正视这些新动向,有利于全面把握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蒙元初期内丘的扁鹊祭祀文化考探

蒙元初期,河北内丘的扁鹊祭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时期内丘扁鹊庙中涌现了大量的碑刻,扁鹊祭祀亦因忽必烈两次遣使代祀得以与岳镇海渎祭祀联系起来,甚至比同时期的三皇祭祀更受重视。宋代对扁鹊文化的推崇,加之蒙元初期涉政医者和儒臣的共同推动,使得蒙古族统治者顺利接受了这一汉地民间信仰,并利用其产生的良好社会舆论巩固了邢州大治的成果,使内丘的扁鹊祭祀成为国家统治策略与民间信仰的一次成功结合。     

清官们的清淡伙食

为官清廉者的故事,在各类史书上有很多。中国士大夫多讲究廉耻,不饮盗泉之水,不食嗟来之食,有清白的自我意识。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这是明朝的徐九经在句容当县令的时候写的。他还画了棵白菜挂在堂上,旁边题了这两句诗。后来他离开句容了,老百姓就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明朝提学官与各省乡试

正统元年明朝创办了督学制度,但也一直存在着将此新设的提学官视为冗官的人士。因此,弘治年间的提学官以及其周边人士试图创造出更合适的提学官像:彭韶期待作为名辈的提学官能够在万物一体的思想中进行督学活动,杨一清更重视提学官拥有司法官的一面,要求他们公正地行使权力。随着提学官自我认识的成熟,他们在地方官僚社会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并积极参与到各省的乡试活动中。从嘉靖初期以后,提学官与一部分外帘官同样得以代作乡试程文,并根据与自己思想倾向的异同选择乡试考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从政策设计、实践引领、舆论引导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实践举措。营造新中国和平统一的环境,建立家国安全共同体;重点帮助少数民族,构建多元一体结构共同体;维护各民族政治权利与地位,建设政治共同体;注重各民族经济利益,建设经济共同体;发展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文化共同体。这一阶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增强了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蒙元初期的探马赤军问题辨析

本文对国内外蒙元史家在讨论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族属、组成、职能和地位等问题中有分歧的看法加以辨析,以期在吸取各位史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原貌。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