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论明末清初的精神状态

明清之际有无启蒙思潮 ,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以为 ,若以在冲破传统桎梏、超越主流成见、倡论前人所未能言、未敢言的意义上来理解“启蒙”一词 ,那么 ,我们以为 ,明清之际是曾出现过这一精神状态的。能直接表现这一点的 ,一是明清之际富有批判意识的大儒辈出。如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吕留良、顾炎武、傅山、刘献廷、颜元等等 ,就是其间杰出的代表。二是此时精神活跃 ,议论纷陈 ,闻所未闻的石破天惊之论 ,比比皆是。如“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凡为帝王皆贼也” ;“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 ,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 ,商又使其…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年)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明末清初遗民士人对屈原精神的诠释 ——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例

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屈原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遗民士人面对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局,纷纷举起了屈原精神的大旗,其中尤以王夫之、钱澄之、屈大均为最力。三人的经历各不相同,因而对屈原精神的阐释也具有不同的特点。王夫之探讨了君臣关系和屈原精神的实际作用两个经典论题;钱澄之秉承 “庄屈无二论”,理顺了庄屈连通的内在逻辑;屈大均作为屈原的后人,在“诗”“骚”关系、君臣关系、庄屈关系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三人不约而同地在儒家话语体系内评价屈原,其实质是对复归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呼唤。     

“中学西传”先驱利玛窦的人文主义思想新探

利玛窦作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其自身所具备的人文主义思想元素在西学东传和中学西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耶稣会传教士身份则反而被其人文主义思想所遮掩,所以利玛窦更多地体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功能而并非传教士的角色。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从"故国"到"新朝"——明清之际桐城士人的地方自觉与国家认知

明清易代之际,国家形象在桐城士人中经历了裂变与重建.明末桐城社会战事频仍,桐城士庶在时局动荡中,结成了"地方共同体",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而国家在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腐败,未能起到保护地方社会的作用,反而在战略战术、军饷等问题上,与地方社会产生了利益纠葛,从而更强化了桐城士人的内聚力,最终使有明一代的国家形象不断在士人中被弱化、瓦解.当明清易代完成后,清廷并没有强制消弭士人的这种地方自觉,而是通过制度性的建构使之逐渐植入了"新朝"的权威,"新朝"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重建.桐城士人在从"故国"到"新朝"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了古代地方士人与中央王朝变革互动的一个思想史面相.     

吴伟业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因屈节仕清，后人多有嘲讪。当今学也因各种原因对其诗歌重视不够。本从其身世入手，联系作品实际进行分析，认为吴伟业的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吴伟业可称继社甫、白居易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儒学变迁与明末清初的学术流变

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思想大变动的年代。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大变动既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之背景 ,也有内在的思想文化之缘起 ,这就是儒学“体”、“用”、“文”之重心随社会变迁而变迁     

明末清初江南作物栽培与灾害防治问题——以《补农书》为中心

张履祥的<补农书>作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比较突出地总结了明末清初江南农业生产经验.以该书为中心的考察表明,江南一些农民在水稻、麦子、芋艿、洋芋、萝卜、白扁豆、瓜类等作物栽培中,精心讲究技术,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以防治灾害.他们努力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为乡土社会文明建立良好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