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立法适用论”质疑

“宪法立法适用论”意在通过立法将宪法具体化以解决权利保障等问题。但是,由于忽视了对立法权的制约,“宪法立法适用论”会造成理论上的宪法至上而实际上立法至上,基本权利也将面临被抽象肯定的同时被具体地否定的危险。此外,“宪法立法适用论”还会导致宪法权威虚置。完善我国宪法适用制度,必须贯彻权力制约的立宪主义精神,建立非由立法机关主导的违宪审查,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及其调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基本原理,宪法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制度结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原因。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产权、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动力性与思想性制度,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制度结构,共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需要在宪法上进一步定位国家性质、职能与任务;调整产权结构;加强新型意识形态建设,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论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机制

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随着工业化时代到来,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成为摆在人们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为此,各国都致力于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宪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国宪法文本对生态环境的规定还存在一些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宪法应当在价值取向上、权力行为法治化趋势以及文本设计等方面进行体系性的完善。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法律责任

长期以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使其免于承担专家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信用评级机构的保护。信用评级机构能否适用实际恶意标准、评级能否作为商业言论获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都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作为改变评级行业现状的重要举措,《多德弗兰克法案》取消了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豁免,并降低了反欺诈责任的起诉标准,旨在鼓励投资人通过起诉参与到评级监管当中,然而收效甚微。我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较晚,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法律责任制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律与他律：中国宪法实施的战略定力

宪法实施的核心内涵在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然而,源自宪法实施目的、主体、内容及机制的诸多阻碍,使得立宪"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目的不达,宪法文本中公民基本权利规范未能得到很好实施。自律不足和他律缺失是其基本病理。现阶段而言,自律性宪法实施机制虽然保障了宪法的部分实施,然而,综合分析看,中国宪法实施仍呈"独腿前行"状态,因此,未来向度的宪法实施当二者并重。依当下宪法规范含义理解的非确定性以及"实体—程序"二元背离的现实,激活宪法解释机制加强自律落实,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监督宪法他律实施,是中国未来宪法实施的两条永恒战略定力。     

中国改革设计的宪法学考量——以决策程序、底线和可操作为核心

对中国改革的设计当然可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展开,但鉴于中国改革设计具有浓重的宪法属性,对中国改革设计或决断做出宪法学的考量就是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学术视角。以改革决断为切入点,可以认为合理议事规则的筹划与设置乃为改革决断的前提,权力限制和权利保障是改革决断的底线,对理论主张和动议的严格区分是保证决断具有可操作性的关键,而宪法惯例则是保证决断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依托。在决断启动和展开过程中,只有宪法惯例和成文宪法规则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并逐步稳固,中国宪法规范化实施的时代才会到来。     

论党内法规与宪法法律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内依据党内法规来管理党的组织和党员,对外通过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分属不同体系,但在规范事务的范围上具有重叠性。制定党内法规必须与宪法法律相一致。党章和宪法高度关联,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实施状况成为观察宪法法律实施状况的重要管道,两者相互印证具有相通性。由于重视程度、党内民主等原因,党章和党内法规的制定、实施、保障水平滞后于宪法法律。     

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以“真理标准的讨论”和知识界的“拨乱反正”为开端 ,历经教育的恢复、重建和体制改革 ,宪法的修订和修正 ,人权、法治事业的进步 ,学术逐步“去政治化” ,学术自由原则的落实较之此前有明显改善 ,学术自由在客观上得到了更多的尊重。然而 ,从法律角度考察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并未能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相应地 ,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之门也尚待开启。近年发生的几个案例 ,似乎预示着我国学术自由权之法律保障即将发生转向。     

行政公益诉讼与我国宪法实施

行政公益诉讼与宪法的实施具有密切的联系。行政公益诉讼不仅有助于人民主权、人权保障和法治等宪法原则和观念的普及和落实,而且还可以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提供一块试验田,进而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积累经验,创造必要的人文条件和法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