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

自北宋以来义田事业虽历经波折却延续发展，对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变迁影响至深。义田的兴起反映了从士大夫阶层到一般民庶为光大家族和维持家族所作的努力，义田的存在则与封建政府的扶持鼓励政策密切相关。义田所凝成的群体与封建政府具有互动关系，发挥着社会整合作用。     

对中国古典关学的精彩解读——读静轩新作《红楼梦与明清美学》

静轩先生新近完成的呕心力作《红楼梦与明清美学》是作者花费了十年的准备工夫,收集资料、扒罗剔抉、制作卡片、谋划构想、苦心经营而完成的大部头的重量级的选题具震撼性的著作,也是研究《红楼梦》与明清美学内容关系、渊源、文化影响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必将给当前国内《红楼梦》研究领域特别是红学美学领域带来一线新机,一缕闪光。美学,这个概念和字眼,在曹雪芹时代未曾出现,而是近代作为舶来品国人才得以认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活就是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生活创造和表现了封建社会形态下形形色色的美,以及由此引发的审美的…     

试析近代西北地区的晋商

晋商在西北有着悠久的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晋商仍在西北有很大的势力,对近代西北商贸经济影响很大。晋商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和理念。不过总的来看,西北的晋商在近代因同行竞争,及外资、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排斥等日趋衰落。     

从晋信用分析当前企业的信用危机

现代企业是焊接在陈陈相因的历史链条下的一环，其信用与发展之间有着与晋商基本相同的因果关系。晋商食用的成功之处正是眼下许多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因此，研究晋商，以正确的理念道德和经营价值观做指导，硬性约束，健全有交的管理机制，树立良好信誉，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为我们今天的企业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乡约是宋代兴起、明代中叶至清代前期得到官府鼓励和推行的一种村民自治的教化组织.在徽州,明代乡约建设倡行于嘉靖五年,极盛于明代后期的嘉隆万和清初的康雍乾时期.其组织形式与徽州本地特有的宗族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徽州农村社会的稳定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明清时期徽州乡约运作与管理十分规范,是同一时期全国乡约发展的典范,祁门<文堂乡约家法>、<岩寺备倭乡约>等乡约出现,标志着徽州乡约发展的成熟与完善,它是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所倡导的法治与德治、礼法合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晋商文化及精神对现代工商管理的影响

晋商在明清发展到鼎盛时期,曾是在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邦。他们在长期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晋商文化以及节俭勤奋、明礼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是其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成为我国"儒商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典范,是我国商业文化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晋商文化及精神,挖掘其内涵,坚持古为今用,将对新晋商的崛起和现代工商企业管理改革与创新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武当山香客的地理分布

武当山的进香活动源起于宋代,经过元代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教信仰民俗,香客来源广泛,香火极盛。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明代香客以湖北、河南、长江下游引人注目,清以后则以湖北、河南为盛,山东、陕西、云南、贵州等地也不可忽视。     

试论明清商人的家班

明清时期,蓄养家班是富商巨贾通常采用的观曲形式。商人家班的演员,有的是购买童男童女培养而成,有的由家中原有的童仆奴婢经过培训组成,大部分则是直接招集优伶组成的。对于大商人来说,蓄养家班除了用于家庭娱乐外,还有攀结权势、招待客户等作用,这就需要其家班有较高的演出水平。为了能够培养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家班,商人会聘请名曲师前来教习,请名流专门为家班制曲,请一流的乐师来伴奏,置办华丽的行头,收录鲜为人知的工尺曲谱为家班所用等,这对增强家班的整体演出效果和提高其演出水平有重要作用。     

御水护城:明清时期寿州城市水患及其社会应对

明清时期,滨处淮河岸边的寿州城时常遭遇水患。“水决城”“雨水坏城”“大水薄城”“水灌城”是寿州城市水患的主要表现形式。频繁的水患使寿州城墙等物态承载体时遭损毁,人畜受到威胁,民众心理亦遭受巨大冲击,寿州城社会经济发展因之陷入困境。为应对城市水患,寿州官员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在灾前通过预修城墙和加强巡察进行预防,临灾时积极组织抢险御水、保护民众,并于灾后施行一系列蠲赈重建措施,有效减轻了洪水对寿州城的负面影响。寿州城的防洪经历,是淮河流域城市洪灾应对的一个历史缩影,对于今天沿淮城市抵御水患,有效做好灾前准备、灾时抢险救灾、灾后有序重建等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自然史”记录的景观图像——明清时期“中国景观”在西方出版物中的插图绘刻研究

明清时期的西方出版物中关于“中国景观”的插图,实质上就是透过“西洋镜”发现中国的自然史图像记录,其借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中国景观的自然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图像史·景观史·艺术史”藉由“绘画/制图术”这类视觉工具而得以联结。可以说,彼时的欧洲人应都相信这些图像所承载的神秘异域的镜像与想像就是“真的”。这些插图极大地唤起了西方对中国、对东方文化的本能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亦具有萨义德意义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对中国“描绘与想象”的文化表征。而且,这些插图以“另一种目光”为已流逝的中国景观保留了珍贵的记忆痕迹,亦可为当下批判性景观设计传承提供文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