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伦常秩序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通过制定和执行族规家法、设置排行、实施惩罚等途径,对族人的伦常关系和族内伦常秩序进行规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宗族内部伦常秩序稳定的目的.在实施族内伦常秩序控制时,徽州宗族对明清封建政权制定的相关法律条文、宣扬的宗法伦理意识形态,采取主动效仿和接受的姿态,这是徽州宗族能动地适应明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步骤,体现了徽州族权与明清封建政权之间的良性互动.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元代蒙古族所着半臂形制及其对明清服饰的影响

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但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其服饰虽吸收了突厥、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适合于牧猎的服饰文化和汉族服饰文化,但他们根据自己世代繁衍生息的广袤草原地理、气候和本民族的喜好加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     

明清赋学论

明清两代在中国赋学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虽然其时赋的创作已呈现另一番景象,但赋的整理汇编和对赋家及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则出现高潮,尤其清代,涌现了不少论著,包括赋话类著作,标志着赋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引起当今赋学研究者重视。     

试探明清戏剧中的“戏中戏”艺术

“戏中戏”是指一部戏剧之中套演该戏剧本事(指中心事件)之外的其他戏剧事件.明清戏剧(包括杂剧与传奇)的创作实践充分表明,“戏中戏”乃是中国古典戏剧家笔下成功运用的一种重要叙事技巧.     

简论实学思潮对明清野史的影响

基于学术理念与文化精神的一致,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相辅相成的互动态势.本文以该时期野史稗乘的极度繁盛为主线,围绕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强化、“求真”与“致用”的张力维度、史家视野的扩张等方面,简要讨论了明清实学对野史繁盛的推动与规约.     

论明清世情小说的宗教文化与婚丧习俗

明清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要特点,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可补经史之不足,《金瓶梅》与《红楼梦》堪为其中代表.二书中涉及宗教文化的描写带有鲜明的世俗化倾向,反映出当时民间信仰与实用功利的关系,同时塑造了不少逐利鄙俗的师尼僧道形象,亦是当时释道逐渐衰落的真实写照.而与人物家庭相关的婚丧习俗也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各种形态的婚事描写、完整周详的丧礼叙述等,均反映出明清时期真实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