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行为的不法判断与中立帮助的处罚边界

帮助犯的不法源于其通过加工正犯的实行行为促进法益侵害,帮助行为的本质在于提升正犯实行行为的危险;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罚边界应立足于对可罚的帮助行为实质而规范的解读。行为人的主观明知不同于犯罪故意,明知影响对行为危险性的评价,继而应作为不法帮助行为的要素;在中立的帮助场合,基于保障行动自由的考虑,不法的帮助行为仅限于确定的明知与高度盖然的明知;基于帮助犯的结构性特征,可罚的帮助应仅限于正犯着手后对其实行行为产生重要促进作用的帮助。职业行为或履行义务等直接为刑法分则构成要件规制时,原则上具有违法性,构成相关犯罪的实行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明知”之扩张趋势及其限缩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为遏制网络犯罪高发态势而设立的,该罪的主观要素立法上规定模糊,司法上逐渐扩张适用。为避免过度刑法化的隐患,有必要对该罪的主观明知予以理论反思。本罪“明知”内容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此处的“犯罪”特指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的行为,不涉及有责性。“明知”程度应采取“确切知道”的判断标准。已确立的“推定明知”规则存在推定明知出罪情形缺失、被告人反驳标准不明、推定或然性风险较大等问题。鉴于此,推定明知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结合特定行为人的认识能力,以客观的多项基础事实为根据判定。推定明知不得进行“二次推定”以降低推定的或然性,对于被指控者的反驳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即应当重新考虑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推定是否合理。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明知“女友”不满14岁，偷吃禁果被判刑

明知“女友”不满14周岁,仍多次与其发生关系。近日,刘某被山东滨州惠民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2010年9月,刘某因犯抢劫罪被惠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2011年5月,刘某在惠民县一网吧上网时结识了女孩袁某,并得知袁某年龄不满14周岁。不谙世事的袁某被刘某的甜言蜜语所迷惑,很快,二人聊得火热,成了男女朋友。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限制——基于主观明知要件认定的视角

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在我国已经获得包括国家决策领导层在内的普遍认同.但是近年来,全国法院判处毒品犯罪死刑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这与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精神相抵牾.准确认定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要件有助于切实减少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在毒品犯罪中,犯罪人必须认识到行为的对象是毒品,否则,就违背了犯罪故意的基本原理,扩大了毒品犯罪的范围,更增加了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可能性.犯罪人"应当知道"是毒品的即构成毒品犯罪是司法解释作出的推定,这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也与死刑适用标准不一致;对此情形不能适用死刑.     

刑法中的“可能明知”

"可能明知"作为明知的一种特殊形态,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因此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对象和适用范围,其理论基础包括刑法的严格责任、传统故意理论的"认识说"和"明知"的层次性内涵。"可能明知"已经在侵害未成年幼女的犯罪中被"两高"的司法解释所确认。应当结合实体法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刑事政策、证据距离、公平、效率等因素,扩大"可能明知"的适用范围。     

论持有型犯罪的主观方面

持有型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一种新型犯罪,刑法学界对其主观方面存在着诸多争议,主要集中于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和是否包含间接故意。文章认为,我国刑法坚持责任主义,禁止严格责任的适用;持有型犯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行为人应当明知持有物品的性质。     

“洗钱罪”主观要件探析

通过我国与外国刑事立法的比较,从刑法的角度对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洗钱罪主观要件中的"明知"、"间接故意"、"过失"是否构成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反洗钱罪的理论与司法实践起一定的参考作用.     

从宋仁宗“降旨遭拒”说开去

据元人盛如梓《遮斋老学丛谈》中记载：宋仁宗年间，宫中女官侍俸皇上的时间很长还得不到升迁，便要求皇上加官晋级。宋仁宗明知这不符合朝迁律法，但经不住女官的一再央求，便下了一道圣旨。可圣旨降下后，主事部门却以此不符合祖制之法为由拒不执行，宋仁宗最终也只得作罢。这种皇帝打“白条”的野史也许不尽可信，但思今追昔，笔者感触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