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

元杂剧的编创方式,并非传统上所说的“作家作曲、伶人作白”这种形式,元杂剧编演分工不分明,是因为元杂剧的故事间架、说白以及套曲音乐,有大量的口头程式可在表演中创作,所以不必一一写出.杂剧中曲白相生的故事说唱,最终是由伶人在口头表演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完整的元杂剧作品是由作家和伶人共同创作完成的,故元杂剧的完成式只存在于伶人的表演之中,每次表演都可谓是一次新的创作,都会有新的变异.因而,现存元杂剧剧本没有一部为作家的原作.     

《九歌》与戏曲起源考辩

《九歌》是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篇章,保存了巫觋祭歌痕迹,具有浓郁的巫楚文化特征。论文将在分析戏曲的内涵及其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取戏曲起源＂多元综合说＂,从程式化、以说唱歌舞演绎故事两个角度分析《九歌》的＂行头＂和＂植物道具意识＂和傩面具体现了戏曲的＂程式化＂特点,并且通过祭祀＂楚舞＂和代言完成了戏曲的＂以说唱歌舞演绎故事＂,从而考辨《九歌》作为中国戏曲源头的合理性。     

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之价值分析

作为现代文化创造之必然选择,自觉符号设计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总是表现为人处理同外界客观符号世界关系的特定文化创造活动,它既是一种功能性超越活动,又是一种不断寻求具体、反对抽象的程式化文化创造活动,还是一种兼顾自律性、兼容性与预验性价值的文化创造活动.它具备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创造能力,有助于我们按照复杂情况来引导当代人类文化创造,更好地把握自身文化未来与发展趋势.就文化学层面而言,自觉符号设计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艺术语言的程式表现

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地区傩愿戏为观察解读对象,借用中国画以抽象的符号表现程式这一艺术语言表现形式对其进行文化阐释。认为恩施土家族傩愿戏在三段式表演中运用程式化符号表现出了独特的艺术语言特点,对其艺术语言研究有利于它的保护、传承及创新。     

西北“花儿”的程式句法与方言

"花儿"作为典型的非遗,与其它的口传文学一样,在歌词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重复性的句式和词组,这些重复现象为歌手的即兴创编提供了便利,这是它的创编技巧,也正是这种程式化的句式和词组的变换与组装才构成了一首首完整的"花儿"。它的结构符合流传地域的话语结构模式,它的创编也与当地的方言不可分割,并用当地的方言来押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程式是"花儿"创编的内在核心要素,它制约着"花儿"的创编、传播和接受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而这种程式根源于它的口头性。从程式句法入手来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来理解它的构成特点。     

线条与语言的协奏——中国古代格律诗与绘画程式互动考论

程式在中国艺术创作和审美中有非常广泛和深刻的体现。在中国古代格律诗与绘画之间,存在着两者程式的形成互生、内涵互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作互用。这种独特艺术现象的形成,以庄子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为指导;以中国书画同源、诗画一律的艺术理论为基础;以诗画在创作主旨、表现手法、审美意趣三方面相类为源动力的出发点。     

蔡邕与唐隶

对于唐隶历来褒贬不一,宋多肯定,清则尊汉卑唐。唐代确立了蔡邕隶书至尊的地位,把许多汉魏碑刻的书碑权判归蔡、钟,《石经》及曹魏碑刻成为唐人取法的主要对象。唐以前碑刻的书写为文史书佑之职责,蔡、钟书碑多附会,《石经》及曹魏碑刻具有程式化倾向。唐隶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对传统取法的狭义性导致了书风的趋同性,传统基因的缺乏导致了气格的虚弱.唐人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走上了繁荣隶书之路。面对积弱已久的隶书,能够恢复元气,形成时代风格,其历史贡献也不可抹杀。     

论两宋理学“观物”与理学诗类型化主题及程式化表达

"观物"是邵雍用来构建其理学体系的术语,得到了他之后两宋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因"观物"具有体悟性、识察性与实践性等特质,而具备了审美性、情感性、实践性、超越性等品格,因此,也就内在地决定了"观物"与理学家诗歌创作具有紧密联系。当理学诗人所"观"之"物"为客观实在的景物时,其诗歌因为"观物"之特质而呈现出审美性、情感性等特征;而当他们所"观"之"物"为各种事件、虚拟之哲理或者性理命题时,诗歌便呈现出哲理性、超越性等特征。由此,理学诗表现为类型化的主题与程式化的表达方式。理学诗的这一特质,说明了其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