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卦爻辞与《诗》之传承概观

《易》是中国文明史的智慧之源,亦是最古老的卜筮之书。除意广涵深的哲理外,《易》卦爻辞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分析卦爻辞的描写内容、艺术特征、运用意象可知,其与《诗》具有一迈相承的文学意蕴。进而可见,《易》亦为古代文学之源,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回顾与审视——对二十世纪大陆易学研究范式的思考

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与社会语境具有内在关联性。由于社会语境的关系，使得20世纪的易学研究范式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式样。20世纪的易学研究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其研究范式：以史治易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经传分观范式和综合交叉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易学研究的方法更新、思路转换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当然，这些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一代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评张天健散文集《逝水流伤》

《逝水流伤》是学者、作家张天健晚年总结性的文字,这部精美的散文集概述其一生遭遇经历,从其散文中颇能看出一代知识精英的心路历程,以及一位知识分子古风犹存的士子情怀,这与他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生涯及对杜甫儒家人格的追怀紧密地关联着。其所以命名为《逝水流伤》,仅从作者和他敬爱的女教师宋元谊的悲剧命运的概略描述,便可深切地感知一代知识精英在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之时,经受着血与火的煎熬。鲁迅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张天健在《逝水流伤》中让读者看到了些什么呢?《逝水流伤》其所以受到众多名人作家的赞誉,不仅在于如泣如诉地追怀了昔年的坎坷与忧伤,更在于张扬了在危境中的苦撑苦熬、万难不屈、奋发有为。这当归功于张天健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荣荣诗的四种阅读

四种不同的阅读身份,许多时候并不重合,比如诗歌爱好者的阅读、诗人的阅读、诗歌编辑的阅读,以及诗评角度的阅读,从身份上都可能是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在接受美学意义上,不同的阅读身份相对于同一文本,其审美需求其实也不尽相同。那么,有没有一种文本可以被四种不同阅读都认可,就是说有一个类似数学公式里的＂公分母＂,可以被不同的审美需求＂通分＂？如果有,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诗歌文本？本文以荣荣的诗为例,试图探讨四种审美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论郑玄以《礼》注《易》方法

<礼>、<易>虽然各有其特点和功用,但他们被纳入儒家话语系统之后,更多的是互补相通,此为郑玄以礼解<易>的前提.以<易>解<礼>、以<易>观<礼>,春秋时有之,以<礼>解<易>发端于孔子儒家,这是郑玄以礼解<易>的源头.以<礼>注<易>是郑氏治易的重要特色.郑氏<周易注>以礼注<易>者大约有30多条,主要见于泰、同人、...     

论晚清俞樾对于汉易的整合与阐发

俞樾沿袭乾嘉易学之学风,从象数和训诂两个层面对汉易做了深入的探索。就象数而言,整合了荀爽、虞翻升降说和旁通说,提出了穷通变化说;通过解构汉易卦变说,提出了"非反对则旁通"的刚柔相易说与"八纯卦和八交卦"的变卦说;发现汉代卦气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辨析和修正;秉承了汉易的思路,以象解《易》,贯通经文。就训诂而言,他以"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为解经要旨,将文字训诂运用于解《易》之中,提出不同于前人的解释。俞氏易学迎合了晚清经学汉宋兼采的特点,折中汉宋象数之学,重建以训诂兼象数的汉代易学。俞樾成为乾嘉以后汉易研究最有成就的易学家,对于后世汉易传承和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重大误解与欺诈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

我国立法对重大误解与欺诈行为这两种合同中可撤销的情形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者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混淆。两者在主观状态、客观要件和因果联系这些构成要件上都有差异。在实践中两者虽都可以产生使合同变更或撤销的法律后果,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在利益分配上有较大的差异。故有必要对重大误解和欺诈行为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上加以剖析,从而更规范地予以应用。     

道路交通公示语的翻译规范化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道路交通公示语为例

以河南省焦作市为例,探讨了道路交通公示语的英语翻译规范化问题。在焦作市广泛搜集了大量的道路交通英文公示语,并结合在美国搜集到的大量英语平行文本,在林克难"看易写"原则和丁衡祁ABC模式(the Adapt-Borrow-Create模仿-借用-创新)的指导下,对一些不规范的英文公示语进行了分类和完善。并指出,从根本上改进道路交通的英文公示语需要翻译界、政府部门、道路交通相关部门和普通大众等的共同努力。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