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公羊学说述微

宋翔凤以为,孔子受命为素王,述《易》、《春秋》之“微言”, “微言”著见于群经之中,更集中体现于《论语》,故宋氏借诠释《论语》而申述《公羊》之张三世、通三统诸义。其三世说在三世异辞与三世进化的基础上特重太平世,以为孔子作《春秋》是为致太平,然不同于传统公羊家“文致太平”之说,而以太平世为实际,已然背离了《公羊》张三世说的基本内涵与意义。其论通三统,虽貌似沿承旧说,但又局限在礼制上说三统,这事实上完全取消了两汉公羊家通三统说中“以《春秋》当新王”这一最核心的观念。故宋氏之公羊学虽不乏有独到创见,但从另一面讲则颇失《公羊》本意。     

《春秋》学文献研究二题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的“得古文于坏壁之中”不涵盖“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根据二者得不出孔壁所出包括《左氏传》、刘歆认为《左氏传》出于孔壁的结论。《汉志》之《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免时难”,指的是避免“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者对《左氏传》的毁坏,不指“避免当时之祸乱”等;《春秋》类的序文所称的“口说”,指的是基于“（孔子）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之“异言”而产生的《春秋》经的解说本身,具体即《公羊》《谷梁》《邹》《夹》四家之《传》的“前身”,不指《春秋》经的解说的存在与传播的形式——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存在与传授。     

闻言促谏：春秋时代社会转型中的礼乐坚守

春秋时代,在贤臣大夫的谏君行为中,有一种以“臣闻(之)”和其他“自称+闻(之)”等领起的征引现象,可称之为“闻言”。这些“闻言”大多具有常理性质,均是以第三方权威话语的形式出现,实为贤臣大夫试图通过“重提”礼乐社会中的贵族共识,来建构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而捍卫礼乐制度的政治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这种征引现象是三代咨议和谏言传统的衍生,根植于施舍聚民、以家代国式的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方式。虽因时势与说服对象的不同,征引“闻言”会产生不同效果,而且“闻言”呈现出渐次退场的态势,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当时。作为早已存在的公共话语,“闻言”借由贤臣谏君的特殊场域被“重提”与阐述,加之史官在场载录以及后续整理、保存、传播的助力,明确了其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价值,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经典化,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晚清学术流变中春秋穀梁学的新发展

春秋穀梁学在汉代曾一度兴盛,后来渐以沉寂,迨至晚清时期,在新的学术格局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嘉道之际,伴随着今文经学兴起的风气,穀梁学出现了复兴迹象,以许桂林、侯康、柳兴恩等人为代表,对穀梁学义例进行整理归纳。道咸以降,穀梁学愈发受到关注,阐发义例者有陈澧、王闿运、江慎中等人,致力于注疏者有钟文烝、廖平等人。在此过程中,穀梁学表现出以往所未见的新特点,一方面是以廖平为代表的对穀梁学进行体系化建构的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以江慎中为代表的结合西学对穀梁学做出新阐发的尝试。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以《春秋》为中心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研究——兼谈字体断代问题

东周时期秦金文字体处于汉字隶变的关键环节,它的演变内容与过程既与汉字整体演变脉络相符,又具有独特之处,这使得泰金文字体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点与鲜明的地方特色,从而为重要秦器的断代提供了帮助。以字体为依据断代,需要了解字体演变的规律,避免片面地进行字形对比,尤其在以笔画数量、字形繁简来判断金文的早晚时,更要结合字体性质等要素,进行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