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语的显著度之研究

当前成语语言学研究大多是关于成语教学论,并且认知语言学研究较少。这些研究还缺乏显著度角度的研究。本文即从认知语言学家Ronald Langacker的显著度理论角度对汉语成语的概念基础及侧显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源自中国古代故事的成语的概念基础能被看做原著故事本身,并且它侧显该故事的寓意。由于汉语成语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等,因此,现代汉语中所使用的成语蕴涵了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思想等内容,即它能把中国古代文化知识带入现代生活。     

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进一步研究

我国大陆地区现有的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在基本内容上相互重复,它们不仅还基本上是停留在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取得的相应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上,且存在于其中的某些学术观点还是错误的。这些研究成果均未揭示各国法律中的这一原则在内容上的差异：有的既授予一方当事人合同变更权又授予其合同解除权,有的则仅授予其这两种权利中的一种;对于这两种权利有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行使,有的则规定其可以直接行使。这些研究成果并未涉及对这一原则中的合同变更权的专门研究,但这一权利却对大陆法系合同法理论的科学性提出了挑战     

不可轻忽的唯识学之“总识”思想

唯识学是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共同关注的大乘学说,研究唯识学不代表我们赞成其唯心主义主张,而是从哲学研究的视角来探讨其理论形态,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佛教的唯识学在传统上主要研究"八识"的分识说,然而在这个传统之主流下,还有一个潜流,那就是唯识学的"总识"理论,该理论没有形成学派和宗派,但透过历代翻译家的传译,我们可以看出"总识"思想一直被传播着,只是"总识"思想被轻忽了。"总识"思想是以佛经为载体被历代翻译家一遍又一遍地传诵着,其代表经典就是后玄奘时代的《大乘显识经》。该经阐述了"总识"是清净、无染、遍在的存在。     

“文革”语言中的排比辞格及其使用

无论是在汉语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的目的下,"文革修辞"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革期间,排比辞格被当成了"扣帽子"、"打棍子"和"摆套子"的工具和手段,这最终造成了它的畸形"繁荣".     

汉语新词语修辞造词分析——以“171条新词语”为例

新词语修辞造词分析日益彰显出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但修辞造词理论基础薄弱,修辞造词分析模式尚不成熟,导致以往的修辞造词分析存在不少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修辞造词法和其他造词法以及修辞造词的具体构成没有做出明确的区分。针对这一现状,建立以全部修辞方法的分析为对象和基础的分类体系十分必要,采取＂辞格＋非辞格＂的分析模式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开路神君:中国古代葬仪方相的形制与角色

方相的形象出自《周礼.夏官.方相氏》。在丧葬礼中,方相是引导死者灵柩的葬仪开路之神。中古时期,丧葬方相在礼制规定上产生等级分化,分为方相、魌头两个等级。唐代以后,丧葬方相由真人扮演逐渐演变为器用化的偶俑;丧葬方相的使用进一步商业化,成为一种可供租赁的商品,导致了民间葬仪僭滥使用方相;方相的表演舞台从傩礼与丧葬礼并重,演变为专司丧葬礼,成为"专职"的葬礼开路之神。方相传说用于发丧与黄帝之妃嫫母有关,其形象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进一步神化。葬仪方相正是原始巫术信仰在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中的残存形式,在葬仪中发挥了重要的禳除功能。     

试论情事变更和商业风险的区别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市场环境常使得原初缔结合同时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情事变更原则的适当和适度应用成为法律实践中的重要关注点。本文阐述情事变更原则的概念,并探讨商业风险和情事变更的几点主要异同,提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情事变更原则的判定以及建议。     

富于当代民族音乐哲理的人——论李焕之音乐作品风格

作为当代著名的音乐家,李焕之在保护、传承、发展和创新民族音乐方面,坚持“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服务于群众”的信条,从而使其民族音乐作品体现出了“民族气质”和“大众显质”的音乐哲理,富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指引着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方向,为中国当代民族音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广告双关语嵌合模式解读——以三则烟草广告为例

概念整合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各种语法结构、语义运用及语用现象。它认为意义的建构是四个心理空间相互映射、相互连接与整合的结果。基于概念整合心理空间理论,以中华牌香烟等三则广告为例,解读了熟语双关、谐音双关、品牌双关以及语义双关几种广告双关语及其嵌合模式。     

刍议英汉翻译中修辞的补偿研究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修辞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过程中恰当地再现原文的修辞色彩,是翻译研究的重要方面,也是修辞对比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针对汉英修辞格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补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