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根基：人类的基本感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人类的基本感情源于人性,即人类的基本需要,其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而不能与之背离.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于人性的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真正的法治只能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人类的基本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以人类基本感情为限度、为依据来理解解释法律,而不能作出明显违背人类基本感情的司法判决.唯其如此,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才尽可能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因而,刑事司法的主线应当是"法融于情",所谓的"法不容情"只不过是"恶法亦法"的诡辩.     

话轮转换系统视角下的戏剧对白解读——基于《推销员之死》的个案分析

本文借用话轮转换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推销员之死》中的对白片断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从会话结构的角度理解戏剧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和人物关系的展现问题。我们发现戏剧人物的创作和解读,不仅取决于人物的会话内容,而且与由话轮转换系统所产生的相应会话结构有关。     

在民族心智与文化差异之后——以威廉·洪堡的语言哲学思想为出发点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命题不仅在知识学中有效,而且也在与人类心智有关的其他领域起作用.这里讨论的民族心智和文化差异,便与康德的这一命题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威廉·洪堡关于各种具体语言以及在它们之后隐蔽地发挥作用的共同语言结构的设想有关.其设想后来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中得到发展.这个问题揭示出各种文化与世界观体系的差异性,这里则首先归结为:在作为民族心智和文化差异的各种不同世界观的背后,是否可能存在着一个先天的、为人类社会所共有的普遍世界观体系,它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最基本要素或共性?     

论林纾的文体观

林纾的文体论是其古文论的重要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之前及同时代的文体研究，直接承继《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传统。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之初，既有着对中国古典文体论的撷精取宏，又不乏顺应时变的更新迹象。在对古文体的分类释名，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以及文体的风格和修辞，他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理解和作法。     

溯寻与误读——芥川龙之介的近代中国之行

1921年3月到7月,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到中国,试图以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获得的印象为参照,寻找对应物,追溯“中国情趣”。但当亲眼目睹到落后停滞的现实状况,原本满怀期待的芥川感到极大的失落,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误读,甚至轻视、排斥。这一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在大正时期的日本作家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Waltzing Matilda"中的澳大利亚

民歌“Waltzing Matilda”被誉为澳大利亚民族之歌,在澳大利亚可谓家喻户晓。阐释这首民歌何以真实地反映澳大利亚并在澳文化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进而将其试译为汉语。     

欲望之死--对《长恨歌》人物形象的一种解读

王安忆的《长恨歌》用冷峻的笔触,刻画了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各文化话语转型时期不同人物的欲望表达及欲望之死。从意识形态话语角度来看,这些人物的欲望表达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话语形式呈现出来的,并包含着一种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和日常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统治意识形态话语支配、控制着日常意识形态话语,从而使欲望表达产生扭曲悲哀的特征,欲望对象遥不可及,欲望之死呈现出带有恐惧感和震撼感的悲剧性。     

论余华长篇小说的精神取向

《呼喊与细雨》对生存绝望的终极性追问,《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分别以生命力和人性之爱对生存绝望的拯救,构成了余华长篇小说精神探求不同的发展向度。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日本悲哀之美内涵的解读

作为日本文坛现代派的代表川端康成,很早就以“继承日本的美学传统”自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描写了日本人对自然的热爱及情趣,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无不常有的悲哀韵致,尤其是在小说《雪国》中展现了日本文学的悲哀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