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至清嘉道间统治者对道教的打压及道教的理论攀附

在明代世宗以后,统治者对道教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入清后,清统治者对道教也持批判态度,其政策总体是严厉防范和约束.宫廷失宠而衰微的道教此时不得不重新走向社会中下层,开始其世俗化过程.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

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多达二百余个,社团成员身份复杂,结社方式和结社目的不尽相同,很难以某一标准分类而将二百余个文人社团一网打尽.根据社员角色结构的不同,大致可分为家旋吟咏型、师友传承型、地缘纽带型、报刊纽结型以及官员同僚酬唱型等等.在判断某一文人社团时,不能简单决绝地将之归入某一类型文人社团而排斥另一类型,在重视社团成员之间某一关系时而不能忽略成员之间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     

“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

吴晗根据"明王出世"口号认为元末白莲教起义为明教起义;杨讷认为"明王"是净土宗之阿弥陀佛别号,与明教无关;王见川认为此口号来源于宋元时代佛教异端之金刚禅。以上观点皆有失当之处。"明王"及"明王出世"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不足为明教之证。相对于明教信仰,佛教密宗及孔雀明王信仰在汉地的传播以及在民间的渗透更为广泛,并在元代切实地渗入到白莲教中。藏密中阿弥陀佛形象与汉地之孔雀明王形象颇有类似之处,从其教理上言,孔雀明王可看作阿弥陀佛之化身示现。故"明王出世"实为密宗之孔雀明王出世,大明国号亦来源于此。且"大明"之号见于《易》与《诗》,同时朱明应祝融之瑞,故为新朝不二人选。     

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因素探析——“历史时段”理论视阈下的解读

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经济发展呈现级差性特点,从"历史时段"理论来看,其原因包括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要素:山高坡陡、立体式气候等地理环境以及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构成了长时段要素;地广人稀、交通商业落后等经济状况构成了中时段要素;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构成了短时段要素。晚清民国时期怒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应构建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创设健康有序的经济环境,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铝合金隔热明框幕墙的技术

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铝合金隔热明框幕墙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不仅是在北方冬季有取暖要求的地区,即使在温度较高的南方地区也应用得比较普遍,这就说明,节能及环保的幕墙产品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近代居澳华人的国民身份选择与文化认同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强力推行对澳门的殖民管治政策,鼓励居澳华人加入葡籍、接受澳葡政府管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政治背景下,华人或逃避清政府的威逼,或为了营生的便利,或出于移民者的从众心态,纷纷加入葡籍。葡籍华人在内地贸易营生,不时涉于诉讼,而辄求助于葡国领事,使之成为中葡外交事件,对清朝的地方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因而深受世人所诟病。事实上,大多数葡籍华人并没有从文化心理上做一名真正的葡萄牙人,他们热衷于内地事务,维护皇权,谋求清朝官爵,关注内地社会发展,坚守儒家传统,处处彰显其不变的“中国心”。     

词语旅行与文化想象:晚清诗歌的一种现代性

晚清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许多外来的"新"语词被广泛引入写作实践,但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并不在于其新的语言系统所带来的新思想是否与西方义理一致.必须正视文化碰撞中语言的"旅行"特征和诗歌自身的想象性特征.晚清诗歌的现代性,在于在新的语词与西方义理的冲突当中、在由新的语言构成的意象系统和诗歌境界的冲突当中、在承载现代性的个体经验需求和古典诗歌美学之间,其为我们所呈现的丰富性及其矛盾性.汉语诗歌也正是从新的语言系统的进入而引发问题,促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新诗的发生,应溯源于此.     

春秋公羊学论略

春秋公羊学是先秦齐地学者诠释《春秋》形成的学说。关注社会政治是春秋公羊学的最大特点,经学外王的政治学说集中见于春秋公羊学。春秋公羊学的内在精神,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决定了它在西汉与晚清的两度辉煌。但这两度辉煌却具有不同的历史意义,其理论内容也有不同的时代印记,揭示了春秋公羊学理论的价值与不足。     

浅析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贵州地区科举取士政策变化

明代是贵州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年间,明朝最高统治者逐渐重视地处西南咽喉之地的贵州,加之贵州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贵州独立开科的积极争取,于是,明中央政府最终对贵州地区的科举取士政策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