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大势

16、17世纪期间,世界各个区域文明的结构和内部秩序在前些时期的相对混乱状态逐渐告一段落,大规模内部整合运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这些发展的动因皆基本源自于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都力图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沿循自身的历史轨迹继续向前发展."同以往的各个时代一样,在现代早期的几百年间,众多发展都是发生在各个文明内部区域之内的,它们同更大范围的世界趋势之间的关系很小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惟独只有美洲除外".[1](P520)同时,由于各个文明大规模的整合和西方人渡海东来的共同作用,使各个文明相互之间的差异、区别又一次相对明显的凸显出来,相互之间的交往、联系、矛盾、对峙和冲突也在一种新的高度上展开.     

全球化:普遍制度文明与主体实践选择

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必然伴随全球性普遍制度文明的发展与转换。制度文明及其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全球性制度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主体普遍交往中的冲突、相融、创新、转换是其发展方式。普遍制度文明对于各发展主体的具体制度文明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推进其发展,也可能导致其衰亡。普遍制度文明并不意味着全球制度的一元化。增强制度意识,推动国际“游戏” 规则的合理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必须选择。参与制订全球交往规则的根本前提是加快发展,加快提升我国综合实力。     

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相关程度研究综述--兼谈语言僵化的克服

本文综述了国外关于普遍语法与二语习得相关程度的实证研究 ,并对这些研究作了分类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论述了普遍语法对克服语言僵化的途径及其理论依据 ,认为普遍语法中“原则与参数”理论、“正面数据”等内容对二语参数的设置具有较强的激活功能 ,并认为“思维适应性控制模型”和“输入假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个结论的理论依据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及其中国化

从人性的界定、人性的倾向、人发展的决定力量、健全人格的特征四个方面,将"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人性观与中国传统儒道两家的人性观进行比较,探讨其中国化的可行性及其中国化过程中会面临的阻力。     

审美回归与英雄失色——兼论《金瓶梅》中的“水浒”人物

明代长篇小说在经历了神异化、传奇化、历史化的过程以后,作家们的目光转向了世俗和人间。这一转变,使小说作家的文学定位由以前的仰视天空或回首过去转向了对现实、对人生的描写。而那些叱咤于神话、历史和传奇故事中的英雄豪侠,诸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等人到了《金瓶梅》等一类世情作品中,便褪去了神奇的色彩,而被赋予了常人的属性,这是作家审美视角转换而导致的人性回归。     

失衡的人性:论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继承中外人学的思想潮流,深入意识底层写"破坏"中的男性形象.通过描写精神空虚的失势遗老,浮华于乱世中的纨绔子弟,颓败灰暗的夹缝人物以及极度压抑心理崩溃的一批典型男性形象,集中体现出该时代男性在大破坏的时代背景下,个体社会价值的普遍缺失,导致人性中动物性欲求的极度张扬,社会属性的隐退扭曲,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性失衡.     

从神性到人性——克罗德矛盾统一性格解析

在一个宗教与人性根本对立的历史时代,《巴黎圣母院》中克罗德的爱欲追求,是超越自我、超越历史的人性追求,虽然难免陷入人性复苏与圣职羁绊的尖锐矛盾中。在获悉了克罗德的人生历程、情感交争的信息之后,我们便会豁然明白并确信:克罗德是一个从宗教魔爪中带着满身疮疤向外挣脱的人性追求者,他的爱情追求,是对人性存在的合理肯定。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论语》与《旧约》的中西农牧社会德性观比较

《论语》和《旧约》均立足于中西古代以畜牧农耕为主的传统社会,其包含的契约精神与仁爱主张既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古代人民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对于中西当代社会的文明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体现了中西伦理价值观形成的悠久历史与传统。在《旧约》叙事中,上帝给选民的应许之地意味着以畜牧业为主的古代以色列人终于可以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始。于是,在这样一个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简单的原始农业社会,上帝的言语行为无异于社会规范,并代表着自然法则,其与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契约也被等同于律书,并影响了古代近东各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但《旧约》在强调社会规范及其约束力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内心修养和人性的塑造。与《旧约》同一时代的《论语》却恰恰相反地强调了个体修炼的重要性。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故而站在修身养性的角度提倡“克己复礼以为仁”,强调了本心修炼对礼和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论语》和《旧约》蕴含的不同德性观与传统社会的农业发展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比较不但从根本上解释了中西传统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更是引发了当代社会对德性问题的追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