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理解释的护患调查

目的：开展护理解释现状调查,为提高护理解释有效性提供建议。方法： 分层随机抽取江苏省8所公立医院的护理人员和患者开展护理解释现况调查。结果： 护患人员对护理解释的评价比较乐观,患者对确认理解解释的认同感明显低于护理人员,护理人员认为提高护患沟通技巧是解释到位与否的关键,患者个人因素对护理解释有影响。结论： 护理人员需要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根据患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护理解释工作,提升护理沟通效果,满足患者对护理解释的需求。     

再论嫖宿幼女罪之存废

关于嫖宿幼女罪的论争,保留论者对嫖宿幼女罪合理性的论证理由不够充分,因为该罪名在立法目的、条文设置、司法实践与效益对比诸方面均存在缺陷,并且无法通过解释论进行解决。从短期来看,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或者立法修改时,司法上应该废弃嫖宿幼女罪的适用,将相关行为纳入相关犯罪条目进行规制;从长期着眼,应该坚持平等保护幼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刑事政策,彻底废除嫖宿幼女罪罪名。     

行政法解释中的利益衡量——以乌坎事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为契机

随着乌坎事件这类以公共利益之名侵害个人利益的情况不断在民众面前上演,利益的次序被不断模糊,行政法的解释面临正当性的挑战。实践的理性要求行政执法和司法机关更多考虑社会效果,将各方面因素综合考量后对法律作出合乎中道的解释和运用,即须进行利益衡量。它对行政法解释中的价值补充、法律漏洞和狭义的法解释方法不可或缺,需要在法解释实践中得到具体应用。     

科学解释和人文理解

“解释”与“理解”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分别被用来代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论,并经历了长期的争论。新老实证主义者皆主张一元的方法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应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为楷模,它们的目的都在于把握规律。新康德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主张“理解”的方法论,强调从“意义”、“价值”的角度来把握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哲学解释学提出了“解释学经验”的概念,将它作为理解的对象,意在把握科学活动与人类行为的本体论前提。笔者则提出“语境论”的解释观,将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的不同,归结为问题语境的差别。     

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关系探析

我国正式法所规定的法律解释只包括立法解释和具体应用解释两种,其实质都为广义的立法解释,这显然与法学方法论研究者所讨论的法律解释即法官解释大相径庭。尽管立法解释与法官解释在涵义、性质、解释主体、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两者各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并且二者在司法过程中可以实现衔接与合作。此外,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以及立法解释调整范围的广泛性等也都证明,法官解释无法取代立法解释的地位。     

论法院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基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学并不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人民法院对各种解释方法的选择不是智识性的,而是策略性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定法律解释方法的作用,特别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规范作用。为确保法律解释方法得到正确运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作为办案指导,另一方面要拓展生效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开的广度与深度。而从长远来看,则需要改革完善法官制度,建设一支职业化与民主化相结合的高素质法官队伍。     

论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司法适用

美国通过判例的方式确立合理期待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制约保险人优势,矫正当事人缔约失衡地位。我国《保险法》虽然没有规定合理期待原则,但该原则已经在司法裁判中大量适用,从586个保险案件判决显示,法官能够运用该原则对保险合同条款进行符合普通投保人合理期待的解释,进而维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合理期待原则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裁判产生实质影响,且有立法化趋势。我国现有的保险条款说明义务、不利解释制度不足以应对保险双方缔约失衡困境,应适时引入该原则,与不利解释原则、说明义务等制度协同适用,更好地平衡保险合同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契约诠释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高风险,这种高风险与其产品自身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虚拟性密切相关,因此,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契约理论把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将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现实问题进行契约分析.本文试图从契约理论这一全新角度出发,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解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高风险的原因.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源自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因则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宪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行宪法民族团结条款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其中宪法发挥着基石性作用。现行宪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指向民族团结的资源,且不限于直接包含“民族”“民族团结”词语的条款：一方面,宪法序言引入文明维度、革命范式、社会主义视角,提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和政治逻辑,确立了民族团结的历史正当性;另一方面,宪法正文在第三章第六节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条款之外,还以国体条款、政体条款、民主集中制条款等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前提与基础,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制度的基本框架。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事业,不仅需要转变视角重新解读宪法相关条款,在条件成熟时还需在立法层面作出改变,适时推动相关法律的立、改、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