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浅谈曹植诗歌的艺术特色

曹植处于汉、魏交接的时代,他一方面从汉乐府中汲取浓厚的乳汁;一方面开辟了建安诗风,使其诗歌追求整饬工丽而又流转浑厚,使他成为建安时代的杰出代表.     

"一代诗宗"曹植--论曹植对中国诗史的独特贡献

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文质彬彬、情文并茂 ,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 ,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 ,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 ,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 ,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论建安游宴诗的兴起——兼论《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游宴诗是最早兴起的五言诗歌题材,游宴诗开启了其他各类题材的写作,共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立;《今日良宴会》应为游宴诗兴起时其中的一篇,其宴会应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吟唱《短歌行》的铜雀台宴会,“新声”指的应是铜雀台以来的清商乐,“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应是曹植的断章逸文,“令德”指的应是曹操,《今》诗的大多数诗句,都可以在曹植诗中得到印证。     

从飞鸟意象看魏晋诗人对理想与自由的追寻

在诗歌史上,飞鸟意象是文学家们钟爱的选择,自《诗经》始就有鸟与人类的和谐共处,到屈原笔下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飞鸟故事,及至汉末,鸟意象更是诗人所吟咏的共同题材之一;魏晋时期,从曹植诗文里出现了鸟的寄托与孤鸟网罗等意象;到正始时期,阮籍嵇康高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此时飞鸟意象充满了愤慨苦闷的长鸣;而陶渊明的田园鸟表现出的是一种敛翼独归,不与众鸟的高迈自适。它们各自映照了不同时期文人的现实人生经历及其情感变化,反映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追求。     

儒家文论与曹植颂文的创新

汉魏之际,曹植融汇儒家经典,吸收儒家文论,并将其运用在颂文创作中,在本质论、功能论、形式论等维度使该文体呈现出系列新变：其一,他在儒家文论“诗言志”“诗缘情”等基础上,突破了颂只能歌颂的文体规范束缚,明确了颂“吟情述志”的本质,在颂文创作中注重作家主体情感的抒发。其二,依据儒家诗教“美刺”论,强调辞赋等文学介入社会的价值,拓展了颂的政治功能,使以往“润色鸿业”“宣上德”的颂还具备了“讽谏讥评”的价值功能。其三,在儒家文论“主文谲谏”的思想下,打破颂体朴实厚重的语言风格与单调的形式节奏,追求颂的形式美,讲究颂的语言技巧,提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使颂呈现出辞采华丽、文情并茂、音律谐和的艺术特色。曹植对颂文的创新,不仅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论思想和美学趋向,彰显了儒家文论的价值与意蕴,而且促进了晋代颂文的发展繁盛,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借离合之情 抒身世之悲——再论《洛神赋》的主题

曹植的《洛神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是关于《洛神赋》的创作意图,却是一个千古之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曹植创作《洛神赋》的目的在于"借离合之情,抒身世之悲",是一篇言志之作。     

魏晋三良诗系列作品新论

咏叹评论秦穆公以三良为殉事件的系列诗文,是自魏晋一直到明清,诗人与学者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魏晋诗人而言,他们彻底地改造和变革了先秦两汉经史著作里盛行的对杀人为殉的秦穆公进行严厉批判谴责的主题,王粲、阮踽、曹植以及陶渊明,都把斥责君上转换为歌颂君恩,把怜惜三良的被迫自杀从死转换为歌颂其感恩图报、以死尽忠。这是一个时代的共同倾向,在当时君臣大义趋向混乱的时代,显示出这些思想敏感的文化精英努力反拨乱世潮流的苦心孤诣的努力。     

曹植与杜甫诗作中的朋友之义浅析

本文通过对曹植、杜甫作品中朋友之义的简单分析,得出对友情的珍视是曹杜诗作的共通点,但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两人诗歌对友情的表现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曹植自身遭遇导致其友情诗分为积极劝勉和为友人命运担忧两个主要方向,而杜甫诗的友情重在心与心的体验与感受,贯穿生命始终,令人深受感动。     

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

《孔雀东南飞》并非一向所说的乐府民歌,曹植应为其主要作者,《艺文类聚》和《玉台新咏》的两个不同版本,正应该是曹植分别写作于建安时期以刘勋休妻为原型的抒情诗和黄初后期以甄后之死为原型的叙事诗.两个版本不同的序所载的时间说法不同,前者为“后汉”,后者为“汉末建安中”,留下了不同时间写作的时代痕迹.两作从序到诗作正文,无不吻合于两个不同的题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