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西主体权衡公式：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框架构建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核心是算法,面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争议难题,应该引入道德算法作为解决措施,但是在引入过程中需要逐步完善权衡法则以及具体框架。阿列克西权衡法则的应用,需要明确其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目标,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目标,要尽可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并且确定条件式优先关系用于处理具体争端,落实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道德算法中的主体权衡公式,应该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背景加以改造,在具体参数的选取解读上,结合道德算法面对的实际情况,对实体损害程度、权益抽象重要程度及认知确定性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参数内涵。     

“985高校”专利竞争力研究

"985高校"是我国专利产出大户,其专利竞争力对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都具有重要影响。高校专利竞争力就是高校利用专利这种特殊资源持续获取竞争优势的能力,主要体现为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两个维度。现实竞争力包括专利数量和质量,潜在竞争力包括研发潜力和专利增长。基于此,设置九个三级指标,构建线性加权评价模型,对"985高校"专利竞争力进行评价,结果发现"985高校"专利竞争力差异较大,专利质量整体薄弱;最后,针对评价结果提出专利竞争力提升对策,以期各高校参考。     

云南女性人口发展状况概述

作者从人口学的角度，以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对建国以来云南女性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构成、素质、经济活动人口和年龄构成作了简要的概述。     

制造商的最优合同设计——基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闭环供应链系统

针对基于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处于信息劣势的制造商最优合同设计。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控制理论中的极大值原理,在零售商运营成本为连续分布的条件下,基于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可以使零售商真实报出自己运营成本的同时,自身利润达到最优。通过模型分析,推导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制造商的最优合同。通过仿真分析,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为制造商合同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历史上回族人口迁移与数量变动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民族,回族人口现今的分布格局是历史的延续。回族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回族人口特有的空间分布特点。鉴于史料缺乏,有关历代回族人口的数量分析,是回族历史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作者在整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对历代回族人口的数量变动作了粗略推算。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广泛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和学者针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资源的最优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本文对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一综合介绍     

SPS对我国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探析

卫生与植物卫生（SPS）措施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农产品、食品贸易的最主要障碍。文章分析了SPS对水产品、蔬菜、禽肉和茶叶四种典型农产品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动植物疫病往往导致贸易禁止,是最为严重的SPS措施; 生物性污染主要通过影响产品的上市数量,达到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目的; 化学品残留也是通过控制数量和成本作用于农产品; 物理性污染通过影响产品的数量进而达到贸易限制的目的。我国应针对不同类别SPS措施的作用原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以减少贸易的损失。     

技术创新资本作用机理的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创新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和特异性。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技术经济特征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在其技术创新活动中创新资本的作用与效应也不同于发达国家。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对理论分析的结论给予了支持：在中国,R＆D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约4倍于风险投资的相应作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呈现出背离趋势。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产业结构体系而言,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最优,需要匹配以适宜形式的R＆D投资才能够取得更优的技术创新产出效率。     

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

谢维和、陈超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撰文指出，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对于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985～2001年中国教育政策的数量及其变化从一定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通过归纳发现，这些年中国教育政策的发展一直在面对和经历着一个十分矛盾和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作为一个转型社会中的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它承担着主导和控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责任和任务；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及其对教育的需求和压力，又迫使教育管理部门不得不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需求作为政策建设和调整的首要选择，因而常常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教育活动本身所需的教育政策的稳定性和有序性，甚至放弃了教育政策自身建设的内在逻辑和规律。这种矛盾和两难选择正是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和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