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价格与最优货币政策选择——基于金融状况指数视角

选取2000—2013年的季度数据,利用金融状况指数（FCI）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对考虑资产价格和未考虑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后者估计的反应函数系数偏大,导致社会福利函数损失增大。因此,中央银行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还应该考虑资产价格,而金融状况指数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对未来通货膨胀有较准确的预测能力,并对经济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因此央行可以借此来判断中国金融状况并进行反应。     

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不等于正义的基本原则——柯亨驳罗尔斯的正义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用来获取社会正义原则的建构主义方法。为了全面论证罗尔斯正义原则所包含的不正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G.A.柯亨在《拯救正义和平等》一书中论证了该方法没有资格用来获取正义的基本原则。他逻辑上首先提出并论证了事实与原则关系的"非敏于事实"命题,即为了反映事实,那些反映事实的原则必须反映那些不反映事实的原则;然后以此命题为基础具体指证了罗尔斯正义建构主义中存在的两个混淆:把社会管理规则等同于基本原则,把服务于正义价值的原则等同于服务于其他价值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两个混淆导致了罗尔斯把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当作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为此,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柯亨这一批判的评论。     

显著的植入式广告能带来更好的品牌态度吗--植入式广告显著性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植入式广告是企业常用的形式之一,吸引了很多学者和企业人员的注意,并且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广告形式。而植入式广告中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显著的植入式广告能够带来更好的品牌态度。已有的部分研究指出,植入式广告中品牌的显著性程度增强,会提升消费者对植入品牌的认知,但有的研究也认为过分显著的植入式广告会降低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以往的文献并没有区分显著程度的两个维度: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本文在区分以上两种维度的基础上,着重检验空间维度上广告显著程度对于品牌态度的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消费者对于植入式广告中品牌的态度,由于会受到感知信息处理流畅性的影响,会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即存在一个最优值。通过模拟实验研究发现,植入式广告中品牌与情节的关联性对品牌显著程度的最优值有提升作用。     

韩国天然气进口最优方案的实证研究

天然气作为一种最清洁化石燃料,在低碳环保举措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其需求不断增长.在考虑天然气安全与保障方面的风险因素,即进口价格成本、出口国的国家风险、海上运输风险、出口国的自然灾害风险等的基础上,推导出的韩国最优天然气进口数量和方案,其结果相比于2011年度韩国实际进口数据分布均匀且合理,可为今后测算中国天然气进口最优国别数量和方案提供值得借鉴和参考的研究方法.     

一部探索地区工业化道路的力作——评王可侠的《从数量走向质量——安徽工业化道路研究之二》

当代所有发达园家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而当代不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同样,当代中国发达地区都是高度工业化地区,而欠发达地区都是工业化落后的地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与工业化密切相关。安徽在全国属于欠发达地区,要实现经济快速崛起,必须加快推进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安徽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模式的国际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可分为数量限制监管和审慎人规则两种模式,审慎人规则从总体上要优于数量限制监管,许多实行严格数量限制监管的国家正逐步过渡到审慎人规则,并引入风险导向监管措施,同时审慎人标准也日益提高.目前我国实行的是数量限制监管模式,对养老基金投资比例和资产组合进行严格限制.但随着我国更大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需要进行市场化运作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适度地放开数量限制、逐步引入审慎人规则模式.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数量规模的变化及制约发展的原因

清代民国时期是西藏城市发展的时期。清代,西藏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动荡,在清王朝的统一管辖下,与内地加强了多方面的联系,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因而城市数量较前有较大的增加,城市规模也有所扩大。民国延续清代的发展,但与民国时期其他省区相比,城市发展仍然滞后,明显地表现为数量少、规模小。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一方面沿袭了元明以来的城市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密切,西藏城市发展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城市,日喀则和昌都等城市为副中心,康定、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为区域次中心,包括各宗治所在内的城市发展体系。但因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民族等因素,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极具突出的个性,充满了民族性、宗教性以及高原封闭性。此一时期的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为新中国建立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投资环境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有限责任制度发展的历史反思

通过梳理有限责任制的历史渊源与后续发展,可以发现有限责任制度本身存在这样的悖论: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这一制度安排在公司资本规模扩大上起到关键作用;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有限责任制度下企业更有动力投资于风险过度的项目.公司社会化程度越高,对风险过度的投资倾向给整个社会环境带来的潜在风险就越大.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企业已经不只是对股东负责的经济实体,而是应该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通过立法来约束企业行为,是避免有限责任困境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     

在政府规模膨胀中中国如何损失了效率

构建了一个政府规模传导和作用于社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模型,并基于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支出规模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中的实际效应,并对其最优膨胀速度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场均衡和最优化条件下,政府规模的增长将能够正向地促进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中国政府规模的膨胀由于超过了其最优增长速度,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效率改进;在增进社会生产效率目标下,政府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在年份间保持一种大致稳定规模是最优和有效的。文章政策含义在于,政府规模增长应保持在一个合理、渐进的路径上,盲目、非渐进的政府规模膨胀势必导致生产效率损失。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收支规模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其可持续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