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保障实施机制的演进与态势

随着环保浪潮的来临,环境权的字眼频频出现,然而,有关环境权的定性目前尚无定论.环境权是一种自得权,是以公民自负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或维护适应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对环境权的保障问题,从以宪法为基础,各部门法加以对接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调整和重构

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个人信息的定义应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合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亦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故意犯罪且相关行为应具有法益侵害具体结果。获得公民知情同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知情同意"的效力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公民最后一次行使同意权的效力为基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与公民人格、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根据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司法解释应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分类方式,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两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再犯情形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改。     

论新《刑法》的立法精神

应用比较法学理论,论述了新《刑法》的两大突出成就即“刑法三项基本原则”和“单位犯罪”的规定,指出新《刑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保护社会功能和保障人权功能并重。把握其立法精神是实施新《刑法》的关键。     

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了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此后，司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对该罪的规定又几经变化，由于立法对客观方面规定得不够科学、明确，司法解释又没有准确解释出立法之内涵，使得人们对这一危害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一定分歧。要准确认定该罪，有必要对其客观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本文拟就挪用公款罪客观表现中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解读《行政许可法》的八大新理念

2003年8月27日，备受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4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后又一部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极其重要的法律，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行政许可法》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适应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适应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需，所体现出现代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对行政的理念和权力行使规则，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使人民更好地维权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读《行政许可法》有八大新理念可圈可点。     

我国运动式治污的有限否定及渐进调试

运动式治污实践效能的边界存在于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有限社会资源及政策工具选择的困境中.运动式治理在本质上视为以权威和目标责任为基础的环境威权主义的集中体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运动式治理,应该持"有限否定"的价值取向,通过政府纵向有限"脱嵌"和公民横向"再嵌"摆脱路径依赖,构建顺应国家与社会双向运动力量的复合型治理模式,最终实现环境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行政诉讼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论——以“尹荷玲案”为核心

“司法审查有限原则”是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这导致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争议。“尹荷玲案”不但证成了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存在的正当性,而且明确了该判决适用的“双阶要件”,即“理由具备、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的一般要件,与“法效果唯一性”的特别要件。其中“法效果唯一性”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羁束行政行为,二是行政裁量收缩为零,这恰与《行政诉讼法》修改后“给付判决”与“履行判决”的规定相契合。纵观司法实践,重做判决、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形成了“程序性判决—提示性判决—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3种判决方式,体现了三者功能的相似性。作为实质化解争议的履行法定职责实体判决,也彰显了司法推动制度发展的功能。     

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刑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

通过介绍刑法变通权的概念与类型,刑法变通权在我国的行使依据和现状,提出刑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现行制度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同时强调刑事和解具有变通刑法的性质和功能,又能避免现行的刑法变通制度固有的弊端,且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契合,应作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主要途径。伴随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制度化确立,通过刑事和解实行刑法的变通将不再只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而应视作顺应刑事法律制度变革趋势的创新之举。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     

精致服务树典范 人本发展立品牌——深圳市先达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2011年工作掠影

深圳市先达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于1999年7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设立的专业环保型清洁公司。历经多年的发展,公司于2004年6月在广东省东莞市成立了东莞市先达威环境服务有限公司;2004年9月,在江西省南昌市成立了江西省先达威清洁环境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