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与道德之间——汉娜·阿伦特“无思”概念探析

“无思”是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脱胎于阿伦特对极权政治之恶的考查,反映了人的“多余性”,后来被阿伦特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在道德层面,“无思”意味着个人道德判断能力的缺失。在政治层面,“无思”意味着盲目的服从。而思考活动作为人回避恶、参与公民不服从的必要条件,能帮助人重获精神和政治的自由。     

下属改变世界:领导-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建构

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成长经历、组织经验及社会观察,建构了一个阐释领导与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模型,并对几种典型的组织(社会)现象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组织(社会)情境中,领导与下属互动关系的改善,首先需要激发下属(领导)个体自我意识效应以及对两种认知错误的抑制;其次需要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化扩展,以有效抵抗领导的决策错误和下属的错误行为;最后,长期而言,只有社会化重塑才能深层次地改变中国本土领导与下属的信念、认知和行为,从而尽可能规避不断反复的组织(社会)危机。     

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与类型

“公民不服从”是基于一项历史悠久的自然权利,即所谓的不服从权。尽管这一权利在理论上源远流长,但在规范层面受到争议。不服从权的概念、特征和分类是不服从权理论体系的基石。结合权利的各项基本构成要素,可以先明晰前两者,进而结合具体特点将不服从权划分为四大组共八种类型,最终实现对不服从权这一尴尬人权的“拨云见日”,还其本来面目,以规范在事实上无法回避的公民对不法公权的抵抗。     

规训暴力——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反思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谨慎地表达了公民不服从理论的使用范围,认为正义的民主国家是探讨公民不服从的一个前提条件。然而,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在于当我们面对不正义制度时,我们该如何行动:从个人的良心拒绝、法律范围内的情愿示威以及有组织的反抗,直到暴力革命。本文认为罗尔斯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核心意图在于规训暴力,即诉诸公共舆论,以一种和平的手段来完成对不正义制度的矫正,从而避免社会沦为暴力践踏和蹂躏的场所。     

不服从的公民

告到铁道部不涨价 2006年,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诉铁道部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2月,法院宣判郝劲松败诉。     

家族企业的“二元忠诚”探析

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企业的“家族忠诚”与“企业忠诚”此消彼长,不断相互冲突矛盾。只有通过树立“相互善意”的忠诚理念、培养忠诚道德情感、提升忠诚境界跃升、采取“不服从”等方式,才可能走出家族企业忠诚困境。     

基层治理要直面矛盾

基层治理必然会有矛盾,会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冲突。完全一致、没有反对意见、没有任何矛盾的事情,是没有的。中国有6亿多农村人口,并且进城的2亿多农民工仍然与村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6亿多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同,需求偏好差异极大,国家显然不可能直接来回应农民不同的需求,解决所有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而只能依托基层村社组织。因为当前农民很大一部分问题是集中在村社一级,而正是村社一级有能力和动力解决千家     

企业进入规制成本水平的内生性解释

企业规制成本是由企业承担的对政府规制的服从成本,不同经济体的企业规制成本存在很大差异,其中规制框架和实施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以进入规制为例,分析了影响企业规制成本水平的内生性因素,基于大容量的跨国面板数据建立了一个结构方程模型,从统计学角度探讨了政府规制的框架设计和实施特征与企业规制成本之间的关系路径和作用强度,并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美陆军运用十种影响力构建官兵的服从与承诺

美陆军认为,要赢得官兵的服从和承诺,指挥官需要有效地运用各种具体的领导技巧或影响力。陆军野战条令FM6-22界定了十种影响力技巧,指引陆军指挥官去激发、鼓舞并影响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完成陆军肩负的使命。     

历史镜像中的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公民对政治生活领域公民身份及其权利义务的主观反映,其特性随着个体与共同体关系变迁而变迁:希腊城邦富有参与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但缺乏独立自由观念;古罗马帝国消极服从、追求和平与稳定,但缺乏参与意识和公共美德;现代民族国家富有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和权利意识,但沉迷于个人自由和疏于参与;全球化时代全球公民意识萌芽和发展,但目前依然以民族国家公民意识为主导意识.不同历史阶段公民意识所呈现出的变化和差异是公民身份制度变迁的主观体现,取决于人类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是人类主体性发展的历史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