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属改变世界:领导-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建构

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成长经历、组织经验及社会观察,建构了一个阐释领导与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模型,并对几种典型的组织(社会)现象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组织(社会)情境中,领导与下属互动关系的改善,首先需要激发下属(领导)个体自我意识效应以及对两种认知错误的抑制;其次需要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化扩展,以有效抵抗领导的决策错误和下属的错误行为;最后,长期而言,只有社会化重塑才能深层次地改变中国本土领导与下属的信念、认知和行为,从而尽可能规避不断反复的组织(社会)危机。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汉娜·阿伦特“无思”概念探析

“无思”是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脱胎于阿伦特对极权政治之恶的考查,反映了人的“多余性”,后来被阿伦特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在道德层面,“无思”意味着个人道德判断能力的缺失。在政治层面,“无思”意味着盲目的服从。而思考活动作为人回避恶、参与公民不服从的必要条件,能帮助人重获精神和政治的自由。     

论IMF国家债务重组办法的改革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化的债权人主体结构、传统的国家债务重组方法的局限性、IMF贷款援助政策的非合理性,以及新兴的契约办法的先天不足等现实情势,把国家债务重组改革引向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向,IMF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应运而生.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借鉴契约方法的实践经验,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为核心,但其内容较之后者更丰富,适用范围更广泛,并且能够从制度上保证债务重组程序的效率与公平.我们认为,国家债务重组机制是在契约方法的基础之上,并且针对其固有缺陷发展起来的解决债务危机的理想方法.尽管在现阶段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的时机尚不成熟,但是该机制仍然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国家债务危机而努力的方向.     

布拉德·胡克对规则后果主义的双重捍卫

面对规则后果主义乌托邦与部分服从的指控,布拉德·胡克从两个方面展开了捍卫:道德特殊主义的规避、规则后果主义与道德直觉的默契可以让规则后果主义摆脱乌托邦嫌疑;高阶原则与避免伤害原则的内置使规则后果主义部分服从的观念悄然流产。然而,无论布拉德·胡克揄扬何种形式的精致回应和捍卫,似乎都无法阻止规则后果主义陷入乌托邦和部分服从的命运。     

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结构及测量

运用问卷调研方法,通过4项子研究,探讨中国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结构及其测量。子研究1运用归纳法将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归纳为8大类、66小类;子研究2编制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问卷,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包括失德行为、抵制行为、钻空子行为、消极服从行为、保守知识行为、撒谎行为6个维度;子研究3运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六因素结构拟合度最佳,内部一致性系数分析以及与效标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表明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子研究4进一步对六因素结构模型的稳定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员工反生产行为问卷可以作为未来的基本研究工具,而且对知识型企业也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行政服从解释视角的转换——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到公共性

＂命令—服从＂机制是现代组织的核心运作机制,这在韦伯的官僚制范型中已经得到了精妙的描述。但在这样的机制下,行政人员常常需要面对一种两难情境,这种情境需要个人去判断那些与个人责任相悖的组织义务的对与错、好与坏以及公正还是不公正。行政服从的困境实质上是行政人员的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之间的冲突,公共组织设计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个人自主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持续张力。从这两项约束条件出发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分别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公共性的立场上对＂命令—服从＂机制进行了批判,其开出的药方或是补充,或是抛弃,或是修正。这些不同的解决方案体现了他们立足于不同的理解视角创新公共组织形式的努力。对不同立场的批判理论进行梳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行政服从和探讨行政服从的未来命运。     

论全面深化改革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实践证明，全面深化改革与党的政治纪律并不矛盾，改革需要纪律，纪律确保改革。中央定了的改革大政方针，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各级部门积极地、创造性地执行，涉及到集团及领导干部的要坚决的服从，服从改革的大局，发展的大局，国家整体的大局。执行和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浅析“战国策”派的领袖观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涌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想派别，他们由荚雄崇拜引申出领袖服从，并对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进行了颂扬，折射了这部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天真与幼稚。     

权力体制造成道德灾区

在权力体制下,上级需要下级干活,帮助制造政绩,以便向更高的上级邀功请赏;在不服从就会受惩罚的环境下,下级会乖乖选择顺从上级的命令,甚至通过取悦上级换来自己的好处。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或交易看上去是两厢情愿,实际上是权力体制压抑独立人格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