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引言 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关联性.对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有效识别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结构、合理规划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对城市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1].     

龙头企业农产品供应链风险评估探究

基于龙头企业的农产品供应链对于自然环境所造成的风险抵御能力强于一般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且对于市场的掌控能力更强,但节点间的矛盾冲突爆发的频率和力度会由于节点间力量不对等而增强。所以有必要建立起一套适用于龙头企业的农产品供应链系统的风险评价体系。     

扶持政策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影响

笔者分别选取在美上市和在国内上市的光伏企业为样本,运用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我国政府2009年颁布的光伏产业扶持政策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文中选择"金太阳工程"这一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事件发生作用的事件窗口内"异常波动"来衡量事件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光伏产业扶持政策的颁布,给在美上市的光伏企业市场价值带来了正向影响,但并未给在国内上市的光伏企业带来正向影响。     

形体分析法识图探讨

形体分析识图是以识读基本体视图为基础,以绘画基本体轴测草图为基本技能,采用反向作图法构思物体形状的过程.     

一种混合建模方法及其在ETF期权定价中的应用

科学合理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期权定价有利于充分发挥其风险对冲功能,也是一个需要准确掌握市场规律并兼顾经济学意义的复杂建模过程。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合建模方法,将嵌套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模型（NLSTM）与Heston模型结合,实现ETF期权定价偏差的动态修正,并基于华夏上证50ETF、嘉实沪深300ETF和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高频期权数据,实验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ETF期权价格的波动特征差异显著,无论是基于BS定价模型还是Heston定价模型都难以准确刻画ETF期权价格的复杂变化规律。通过将NLSTM神经网络模型与Heston模型结合,能够有效地捕捉不同类型ETF期权的动态变化规律,从而提升ETF期权定价的准确性。     

河南省用水总量控制模糊综合评价

用水总量控制是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三条红线"之一,如何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是水资源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基于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效果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利用2014年河南省的相关指标数据对实施效果进行验证,从节约用水,合理配制水资源,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三方面提出河南省水资源利用情况的对策和建议。     

减排约束下中国天然气供需安全评价:2006-2014年

为准确把握中国天然气供需安全状态,以2006-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在模糊隶属度函数量化指标值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线性加权和函数计算均方根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中国天然气供需安全指数呈现"N形"波动,2006-2007年天然气供需安全指数上升。2007-2013年天然气供需安全指数年均下降1.7979。2013年以来天然气供需安全指数开始回升,天然气供需安全压力有所缓解。(2)天然气供应安全指数从2006年的17.5914下降到2013年的0.1556,峰谷差17.4359。天然气需求安全指数呈现"W形"波动。天然气市场安全指数相对稳定,2013年以来略有上升,天然气市场风险逐年下降。(3)天然气供需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然气供应是否安全。因此,建议从确保天然气稳定供应、提高天然气使用效率和降低市场风险方面采取措施,维护天然气供需安全。     

我国企业FDI逆向知识转移效能评估模型构建

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FDI激增成为近年来的趋势,以创新资产寻求为动机的FDI更关注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效能。对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因素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影响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四大类因素,即母公司因素、子公司因素、双方关系因素、知识因素,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赋予各因素权重,构建可定量评估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模型,最后据此提出我国企业提高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建议。     

宏观经济生产绩效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研究——兼析我国二胎政策的经济基础

我国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劳动力投入具有中性指标属性,且随指标数量的变化而发生属性转换。利用数据三分类绩效评价标准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我国1978—2014年间的宏观经济生产绩效,考察我国劳动力的供求状况,采用定量方式识别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状况。研究发现,若经济总量较小,人均资本存量较低,劳动力需求相应较少,往往导致劳动力过剩现象,反之则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状况。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生产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其中:1978—1994年间为第一阶段,而1995—2014年则为第二阶段。换言之,我国劳动力供给状况在1994年前后出现明显区别,1994年以前表现为供过于求;而1994年以后,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计划生育双重影响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增长迅猛,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构成国家实施二胎人口政策的经济基础。     

第三产业份额提升是结构红利还是成本病

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与速度的关系引发广泛关注.本文尝试回答以下“结构—速度”命题:第三产业份额提升究竟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结构红利,还是降低增长速度的“成本病”？具体而言,本文利用既有的“偏离份额法”公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分解为“产业内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生产要素扩张”三部分,将经济总体划分为第一、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量化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三产业份额提升对增长速度的影响,分别在1994年和2001年经历了从结构红利向成本病的转变.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假说并不矛盾,传统研究得出的“矛盾”结论是统计和核算口径不一致造成的.就第三产业的份额而言,至少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将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相联系的观点,在经济“新常态”下具有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