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叙事框架之起源、展现与影响

1935年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通过展品的选择,构建了"古今中外"的展览叙事框架。此框架之起源为鲁迅从日文书籍中借鉴的木刻史。受这次展览内容影响的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第二回半年展,也显示出1935年新兴木刻界利用古今中外的时空坐标系考察木刻发展的思路。而跨越时空的木刻史坐标系有扬"中"重"今"的倾向,因为它潜藏着进化史观的主导及体现时代之"民族精神"的目标。实际上,木刻史的世界性是为塑造具有中国民族性的现代木刻艺术而服务。加之,现代版画研究会为半年展准备的相关研究引领了创作潮流的转变,新兴版画运动的发展方向逐渐明晰。     

若隐若现的“门槛”:早期新兴木刻运动背后的经济与人际

在以救亡图存为主旋律的1930年代,鲁迅曾为革命考虑而大力提倡木刻画。由此以后,新兴木刻运动在鲁迅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渐成长壮大。当时围绕木刻创作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即成本低廉。相对于其他画种,木刻被认为是一种经济门槛较低的艺术,尤其适合经济不宽裕的艺术青年。就狭义的木刻创作而言,木刻确实无需过高的经济投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学习木刻方面不存在资源壁垒;而且对一个亟待走向社会和大众的、广义的木刻创作即“木刻运动”而言,其所需的起步成本则非同寻常。木刻青年的筹款活动、工具及画集的采买、画室的经营,以及鲁迅对木刻集的精印出版、对木刻团体的慷慨资助等细小侧面,可以反映出木刻运动初期一些在以往研究中不易被注意到的具体物质问题,这些细节可以为考察木刻运动的现场提供若干新视角与线索。     

雅楞丕勒及其《青海自治计划》浅析——以日本历史档案资料为主

雅楞丕勒是民国时期一位颇有政治野心的青海蒙古族王公.他为了摆脱马家军阀对青海蒙古族地区的统治和盘剥,出走内地.从日本档案文献发现,雅楞丕勒受日帝诱惑,从事了一系列所谓的民族“独立”、“自治”活动,试图通过日本关东军的势力实现“青海自治”.但是随着日军的全面崩溃,使其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实现“青海自治”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蒙古族藏传佛教信仰状况调查

藏传佛教在新疆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新疆蒙古族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对蒙古族的影响到底如何呢?文章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方面全面考察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希望能为相关学者了解新疆的藏传佛教提供参考.     

写实笔意 追忆历史——秦文清访谈录

SHMJ:这幅小稿是在描绘海军最先进潜艇系统吗?秦文清:不是目前最先进的,这幅小稿反映的是1982第一次潜射导弹发射成功,它意味着我军陆地核力量被摧毁后,仍然保留海下核反击的能力,有了第二次还手的能力,战略上的威慑,迫使对方不能轻易出手。这次成功试射在西方引发的新闻震动不亚于中国第一次爆炸原子弹,属于当时重大新闻。现...     

双重视觉文本的对峙——由月份牌与木刻版画的价值评价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途

20世纪20、30年代,与月份牌广告的盛行相媲美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发起的新兴木刻运动。月份牌广告是清末实业救国思想的延续,是西风渐进的产物,它以精美的视觉画面言说着近代中国城市市民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和沉迷;而新兴木刻版画,却彰显着知识分子唤醒农工、革命救国的政治话语力量。无论是月份牌广告,还是新兴木刻版画,作为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性视觉文本和话语体系,围绕它们展开的众多的,甚至是冲突性的价值评述,表征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现代化之途的思考所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水印木刻拓印的几种方法

水印木刻是版画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有多种拓印方法 ,每一种方法都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论抗战时期重庆木刻运动的特征及其进步性

重庆美术在抗日战争时期最为活跃、成绩最为突出的是木刻.抗战时期的重庆木刻版画作为抗战时期重庆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显著的特征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谱写了重要的一页.以著名版画家王琦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爱国木刻版画艺术家聚集重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木刻艺术作为武器,创作了大量鼓舞人民抗战的作品.他们的革命战斗精神和他们开拓出来的革命现实主义艺术道路,为后来的美术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