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指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程度,从而决定行为的犯罪性质以及罪行轻重的犯罪构成事实。根据其在定罪中的作用,定罪情节可以分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基本罪与轻罪（重罪）、共犯形态、停止形态和罪数形态六种类型。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之间既有密切联系,也存在明显区别。厘清这些基本关系,对于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具有重要价值。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二合一”特质及制度延展

我国特有的司法生态环境决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若干“二合一”的特质.首先,程序的性质兼具民事性与刑事性.与此相对,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应是多层次的.其次,程序的品质兼具独立性与依附性.由此展开的制度主要包括程序终止后的法律效果以及裁定的既判力.再次,庭审构造兼具三角型与线型的特征.在线型的庭审构造语境中,拟制被告人制度的建立,司法官员的恰当定位都是必须的.最后,程序关系兼具国内性与国际性.由此,须从国际司法合作的视野出发,增设没收分享制度以及承认外国刑事判决制度.     

论法官情感对定罪过程的影响

将法官情感驱逐定罪过程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理性的"神话"、情感的"被放逐"以及"被机械化"了的三段论推理是主要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在解释论上,还是在思维方法论上,法官的情感因素都在整个定罪过程中悄然发生作用。情感与理性的融合、价值与逻辑的并重才是法官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选择。     

《百苗图》对《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的批判与匡正（下）

《贵州通志•苗蛮志》(为了行文的方便，《贵州通志•苗蛮志》（乾隆）在下文一律简称“乾志”。)（乾隆）与《百苗图》两书写作的时间相近，所处社会背景相同，叙述的对象都是今贵州境内的各民族传统文化，所述内容也十分接近。不同者在于，前者是官方著述，采取的是官方立场，评议标准具有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参与编修者一般未经实地查勘，大多靠摘编前人著述或凭当事人的转述材料成文，因而疏漏错讹在所难免。后者则是陈浩凭借本人的实地经历，参阅前人著述，编成的文图并茂的民族志专著。由于位卑言轻，陈浩对“乾志”的疏漏错讹和立场观点的不满，虽然多有批判和匡正，但言词委婉，手法隐讳，以至于后世研究者若不加细究，不免误以为《百苗图》仅靠摘编“乾志”成文，因而史料价值不大。本文在逐字对校两书相关记载的基础上，结合《百苗图》的附图，发现陈浩对“乾志”的批判极为严厉，所作的匡正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要了解当时贵州各民族的实情，理应看重《百苗图》，不能偏信“乾志”的记载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的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     

逻辑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

刑事审判工作分为定罪和量刑两个阶段,刑事审判的过程离不开逻辑的支持。文章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论证并分析了逻辑推理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亲告罪的定罪机制

亲告罪与非亲告罪是刑法中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二元分类,长期以来前苏联和我国的定罪理论自觉不自觉地都是以非亲告罪为话语背景,然而,毫无疑问忽略了亲告罪的定罪理论,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作者对传统定罪理论进了反思,并对亲告罪的定罪机制的独特个性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定罪三段论是一种独立的推理的形式

定罪三段论是司法审判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推理形式。它包括简单罪名定义的定罪三段论和复杂罪名定义的定罪三段论。定罪三段论不同于传统三段论，有其自身的突出特点，是一种广泛而有效的推理     

论对经济犯罪审定的依据

法律、法规是相对稳定的，不应存在突击性，随意性，审定经济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一样，必须以四大要件为根本依据，没有超出法律的特殊人，也没有超出法律的特殊罪。     

一对“贪腐鸳鸯”的畸形婚姻

湖南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贪腐案，已于2012年12月审结，他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时，同台受审的还有顾湘陵的妻子吴利君。在这对“贪腐鸳鸯”的背后，还有一个女人，她就是顾湘陵的情妇。令人不齿的是，吴利君为了保护丈夫一路贪腐，竟然与丈夫的二奶达成默契相安无事，铸成与丈夫充溢铜臭气味相投的畸形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