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人格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引入与推进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犯罪率持续攀升。现行刑法并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转型所来的新问题。我国的法律制度也肩负着为公民现代人格的塑造提供支撑的艰巨任务。在法律制度处于转轨阶段,我国应当将人格理论引入刑法的适用,在定罪、量刑、行刑各阶段充分重视和考虑人格因素。倘若如此,许霆案件量刑畸重的结果则可以避免。从长期趋势来看,向人格刑法理论方向推进是我国刑法发展的必然选择。     

黄金的枷锁最重——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原局长薛玉泉受贿犯罪案纪实

2001年6月6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黄金工业局原局长薛玉泉受贿、挪用公款案的刑事判决。被告人薛玉泉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4万元；犯虚报注册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4万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论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

刑罚视野中的人身危险性理论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从人身危险性对定罪量刑的影响看，在定罪领域把人身危险性作为定罪的根据不仅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也是危险的。在刑罚裁量时，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根据不同情况考虑人身危险性因素，充分发挥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

犯罪所得没收制度是实现腐败财产追回的强制措施之一,也是实现国际间腐败财产追回合作的重要途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英、关、法等国家相关法律对此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定,而国内相关立法尚有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在借鉴英、美等国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为有效打击和控制腐败犯罪的跨国发展,实现国际间司法合作之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立法：对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造;建立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民事没收制度。     

没收财产刑的执行现状及完善对策

没收财产刑执行难的问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目前没收财产刑判决执行率低,限制了其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也有损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采取完善立法,构建财产刑执行强制机制,完善财产刑执行失误后的救济措施等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没收财产刑执行难的问题。     

俄罗斯没收财产刑的兴起和衰落

没收财产刑在俄罗斯一直饱受争议,在其法典的修订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由存在到废除再到"恢复"的曲线过程。但2006年《俄罗斯刑法典》对没收财产的规定并非恢复了2003年被废除的没收财产刑,而仅是增补了以前刑法典中所没有的特别没收制度的规定,是对特别没收制度的完善而已。     

论定罪情节

定罪情节是指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其程度,从而决定行为的犯罪性质以及罪行轻重的犯罪构成事实。根据其在定罪中的作用,定罪情节可以分为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基本罪与轻罪（重罪）、共犯形态、停止形态和罪数形态六种类型。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量刑情节之间既有密切联系,也存在明显区别。厘清这些基本关系,对于准确定罪和公正量刑具有重要价值。     

论法官情感对定罪过程的影响

将法官情感驱逐定罪过程是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理性的"神话"、情感的"被放逐"以及"被机械化"了的三段论推理是主要原因。实际上,无论是在解释论上,还是在思维方法论上,法官的情感因素都在整个定罪过程中悄然发生作用。情感与理性的融合、价值与逻辑的并重才是法官在定罪过程中应有的选择。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二合一”特质及制度延展

我国特有的司法生态环境决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若干“二合一”的特质.首先,程序的性质兼具民事性与刑事性.与此相对,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也应是多层次的.其次,程序的品质兼具独立性与依附性.由此展开的制度主要包括程序终止后的法律效果以及裁定的既判力.再次,庭审构造兼具三角型与线型的特征.在线型的庭审构造语境中,拟制被告人制度的建立,司法官员的恰当定位都是必须的.最后,程序关系兼具国内性与国际性.由此,须从国际司法合作的视野出发,增设没收分享制度以及承认外国刑事判决制度.     

论纯正身份犯的定罪

纯正身份犯如何定罪是纯正身份犯的核心问题,对此,理论界及实务界观点纷呈.结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及立法规定,深入分析论证纯正身份犯在单独犯罪及在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定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