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论“我与你”

费尔巴哈批判了思辨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二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与你”的理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既不从物质实体出发,也不从精神实体出发,而是从“我与你”的关系出发,是一种关系本体论。“我与你”的关系根本上就是“我与你”的对话,所以,“我与你”的关系本体论与对话辩证法是一致的。     

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本体论的建立为哲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哲学的主客体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而发生出的一系列哲学范畴都离不开本体论的建立,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更是本体论的逻辑必然。各种本体论学说使哲学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本体论的深层哲学意义表现在为人类建立起了意义世界,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家园、超越本性都与本体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本体论的三种可能形态与马克思的本体论

以往关于本体问题的研究中 ,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本体论作为对于实在的基本特征的探讨或描述 ,不可避免地预设了描述主体的存在。而对于描述者存在方式的不同预设 ,决定了本体论的不同形态。对于描述主体存在方式的预设有三种现实的可能 ,从而本体论也便有三种可能的形态 :绝对的本体论、历史的本体论、现实的本体论。从马克思对于个人的不可归结性的肯定 ,我们能够得出马克思的本体论不属于历史的本体论 ,更不属于绝对的本体论 ,而是属于现实的本体论的结论来     

实践存在论美学新探——兼与张弘先生商榷

本文认为朱立元先生借助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思想赋予实践范畴 以全新的解释,这是综合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所取得的重要收获,文章以此对 张弘先生的批评给以了回应。     

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

在新世纪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热,具有特殊的学术史意义。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文艺本体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在于在思想禁锢之后对人的存在价值、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合法性要求。于是引进西方科学方法论后,一种由外在思维论开放到内在的观念价值重建的内在学理要求,就必然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重要现象。     

论西方本体论哲学向神学的过渡及其对自由的意义

西方本体论哲学向基督教神学的过渡,大致经历了两个重要的阶段:从泰勒斯的“本原”的提出到巴门尼德的“存在”之语言学的定位;从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在者”的概念到中世纪神学的“上帝”观念。这种本体论哲学之向神学的过渡对于西方的自由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本体论的消解与扬弃--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七次批判

本文通过剖析 1 843至 1 847年间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七次批判 ,指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清算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创立就是传统本体论的消解与扬弃。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论争的代表性观点 ,作了必要的廓清与梳理     

《周易正义》的宇宙观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作为《五经正义》之一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的重要之作,该书虽然以魏玄学家王弼、晋韩康伯之注作底本,且"疏不破注"的思想也确实起着一定程度的作用,但该书还是力图对王弼的玄学易进行"纠偏",序言中"先以辅嗣为本,必以仲尼为宗"的编撰宗旨,表现出试图融汇儒道、"贵无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学术倾向,其中"宇宙观"方面的"纠偏"倾向是其立论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     

从"本体思维"到"伦理思维" --对哲学思维路向之当代性的审查

自从"本体论"被尊奉为"第一哲学","本体思维"就被视做哲学的当然运思路径。然而,本体思维是一种"梦想型"的思维,它着眼于物之"是其所是"的知性追问,必然错过人之"是其所应是"的生存领悟。本体思维的终结意味着哲学思维路向的转折。哲学思维路向的当代性尝试之一,是确认"伦理学"先于"本体论"而成为"第一哲学",以"打破存在的自鸣得意"。"伦理思维"作为一种"关系思维",更多地将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包容的、对话的、参与的理念或精神带到哲学运思中来。哲学终结之后如果还有"第一哲学"的话,那就是"伦理学"。     

证据依据与毒品犯罪认定的法理学思考--从个案分析公安机关毒品案件证据提取缺陷

文章就毒品犯罪认定的证据收集、侦察手段进行论述 ,并针对个案分析分安机关侦察过程中工作粗糙造成犯罪分子有罪不能认定 ,法院审判与检察机关公诉之间的工作被动 ,进而提出要制裁犯罪必须依法办案 ,只有将公安侦察活动置于法制轨道 ,才能取得确凿的证据 ,使犯罪行为得到有效判决 ,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