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市场效应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本地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成为继劳动力、资金与技术之后的重要比较优势,对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有了很大提升,但依然存在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内部发展不均衡、东中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水平差异显著以及外向型经济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等问题。因此,应充分发挥本地市场效应,利用产品市场需求与企业技术能力的相互依赖和互惠共生,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略论云南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联姻,是促成民族融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之一。在我国,族际通婚主要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通婚联姻两种基本类型。本文谨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族际通婚的历史渊源,汉晋之世夷汉通婚的"遑耶"制度,以及南诏、大理时期和元明以来的族际通婚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与社会功能,进行探索讨论和归纳总结以供参考。     

云南边民通婚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应对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这三国边民通婚历史悠久。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云南经济快速发展、民族和睦团结,边疆社会稳定,大量境外的缅甸、越南、老挝三国边民入境云南边境通婚,并且通婚人数逐年增多,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些边民的通婚,给云南的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宗教和谐、边境安宁等工作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都市“通婚圈”下的无奈

一个周末,年轻漂亮的李菲被妈妈拽到了上海的人民公园。在这里,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年龄、身高、学历、工作、月薪、房产和户口变成了一张“小广告”,在广告栏里“待售”。这里就是白发相亲角,是以50后、60后的父母为主体的“交易市场”,他们的“商品”则是自己的儿女——70后、80后和90后。如今,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有这样的公园相亲角。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外来人群社会融合进程中的八大问题探讨——基于对宁波市1053位居民社会调查的分析

以2005年4月至2006年初对宁波市十几个城镇的调查材料为基础,从邻里关系、工友关系、困难互助、社区管理、风俗习惯、婚姻关系、安全感及定居选择等八个方面对外来人群与本地居民的相互关系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当前社会关系状态,揭示建立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年级流动儿童的入学适应问题研究

笔者采用《教师-学生评定量表〈T-CRS-C〉》2.1中文版与《家长参与儿童入学准备的调查问卷》,考察了兰州市安宁区215名一年级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与本地儿童的入学适应状况。研究表明,一年级流动儿童总体适应良好,但在行为控制与同辈社交能力方面适应较差。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在任务取向、自表能力、同辈社交能力三个方面存在差异。一年级流动儿童的入学适应与就读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家长较高的参与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担任班干部、就读Y小学与K小学积极相关。     

从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看我国的民族通婚

本文利用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 1%抽样数据 ,对 18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少数民族通婚率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内容包括 :各民族粗通婚率的比较和标准化通婚率的比较以及各民族分性别、年龄通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