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小学》流衍海东考

朱子的《小学》一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的文化史上同样有很大影响。其在海东文化史上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部蒙学教材,还具有科举考讲的实用目的、化民成俗的政教意义、修身治家的模范作用等等,并对朝鲜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因此,从该书的流传和影响来看,它在海东被推崇的时间跨度和波及的影响领域可以说超过了中国。     

朱熹理学对古徽建筑的影响

朱子文集《仪礼释宫》提出营建宫室以宗祠为先，住宅制度之平面布局、立面结构、建房思想以“礼”为中心；房屋定向以“理在气先”之风水观念。 本文以朱子文集《仪礼释宫》内容提出一些有关理学与徽州古民居所反映的一点素材。作为引玉之砖、谨望同仁对“理学与建筑”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虚心”与“怀疑”:钱穆、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不同体认

钱穆十分欣赏朱子读书之法,指出其读书之法首要"虚心"。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认识,则是强调其"怀疑"精神。钱穆对学术界高唱怀疑论深为不满,认为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而来。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     

论杨复《仪礼图》与张惠言《仪礼图》之关系

朱子学派的礼图传统深刻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的礼学发展轨迹,而杨复《仪礼图》是其代表性作品。张惠言《仪礼图》是在吸收杨复《仪礼图》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传统礼图的高峰之作。张惠言《仪礼图》继承了杨复《仪礼图》立足朱子学派遵循《仪礼》的传统,但张惠言《仪礼图》着重于实用性,而杨复《仪礼图》着力于解读《仪礼》文献,两者之作图目的不同。张惠言《仪礼图》细化与完善了杨复《仪礼图》所建构的礼图体系。两者之异同根源于各自的时代文化。     

仁性是否透彻与智性是否必需——儒家生生伦理学对鹅湖之会争议焦点的分析

鹅湖之会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争论中,象山主张“悟得本心”,其学理基础在仁性,朱子重视“读书讲论”,其学理基础在智性。双方所论各有根基,但也各有所失：朱子之失在于不了解仁性的思维方式是直觉,也无力真正讲清学习认知在成德过程中的实际作用;象山之失在于不明白仁性并非自足,也不了解孔孟心性之学的不同。从儒家生生伦理学三分法的角度看,整个争论的焦点,可概括为仁性是否透彻和智性是否必需。从这个新的视角出发,对这场争论当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论古典儒学中“义”的观念——以朱子论“义”为中心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界定、把握时,则主要不是用宜来说明义字之义,而是用汉儒裁制、断决之说来阐发义之思想义。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了朱子宇宙论的结构图景。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主题的展开、落实及其指向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晚明吴麟征“蕺山门人”身份的历史建构与现实表达

对理学流派门人的考索，是深入了解学派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环节，但常出现误录、滥收等问题。除技术性因素外，不少则出于有目的的主观建构。就师徒关系而言，吴麟征难称刘宗周弟子。而黄宗羲在清初尊朱辟王的思潮下，基于重塑蕺山学的正面形象，将吴氏纳入蕺山门人。全祖望甚至将吴麟征升格为蕺山门人之首，这与全氏表彰浙东蕺山一系，以及强调道德品行的学术史观息息相关。受权威观点的主导，吴麟征“蕺山门人”这一身份逐渐被成功建构。在门人的界定与统计中，只有依据文献作出合理判断，才能真正把握某一理学流派的影响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