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朱子民主思想资源的研究和开发

朱子民主思想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朱子民主思想资源的研究应当系统化,包括朱子民主思想资源的正系统和反系统;朱子民主思想资源的开发也应当系统化;朱子民主思想资源开发系统化应遵循若干原则。     

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

通过将“人”确立为道德世界的中心,“明明德”的工夫打开了朱子《大学》诠释中的道德世界。在共时性层面上,道德世界具有天人合一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最终在“尽天理之极”的“止于至善”中实现为道德世界的全息图模式。在历时性层面上,从“明明德”到“新民”内含着一个范导现实工夫践行从主体走向主体间的时间结构,其中,“新德及民”的内涵架构起了教化客体向教化主体转变的运作机制,并使道德世界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世界。朱子道德世界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支配结构存在着断裂,这一断裂揭示出儒学传统在当代复兴所要面对的真正问题。如果朱子的道德世界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可以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那么官僚制之外的社会教化活动将是一个真正可能的现实方案。     

《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

<正>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刘贡南所著的《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2011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博士阶段学习与研究成果。《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是专门研究朱子思想的一本著作。其特色不在于研究对     

从“自我提升”到“真知的意味”

朱子所言“知”“行”的核心义涵,不是“成物”领域内的“认识此事物并谋定处置方案”和“将之付诸实施”,而是“成己”领域内的“自我提升”和“自我保持”。其对于知行轻重的看法,并非“行重于知”,而是知行各有其“重”。朱子对于知作出了浅、深的区分,对于行则相应地作出了小、大的区分,其在知行次第问题上的看法与其说是“知先行后”,不如说是“浅知-小行—深知-大行”。朱子有时以“真知”为“行”的前提,有时又以“行”为“真知”的前提,似涉逻辑谬误,但实际上后一种说法中的“真知”并不是指“真知”本身,而是指“真知的意味”。这些关键点的探明,极有助于重新理解朱子知行论的价值以及日常的知行实践。     

略论中国赋的感春传统及其在朝鲜的流衍──以朱子《感春赋》与宋尤庵《次感春赋》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辞赋文学中,感春的传统可溯自屈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朱子《感春赋》中“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见”,就是关合两者的凝炼表现。对于如何消释春愁,这在魏晋玄风影响下的赋作中,曾一度出之以真正悦乐的情调,但因个性弱化而难开生面。既忧时又乐道的情理内涵,在朱子等富文学情趣的理学家手中,获得恰当的拓展,表现出儒家情怀与骚人哀怨的融通。朱子《感春赋》在朝鲜辞赋史上颇具影响,先后出现不少次韵及和韵之作。李朝中期儒学家家尤庵的《次感春赋》在精神境界与情理容量上,对朱子原作尤具会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惟晦翁其不敢忘”的生命热情以及对儒家忧乐观的深刻体悟。赋的感春传统在朝鲜的流衍,是颇具文化意蕴的一个文学现象。     

发明朱子之学的蔡清易学观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易经蒙引》为其代表作。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易》书有至微之理和至著之象,象寓于理中,理寓于象中,至著之象与至微之理融为一体。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的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蔡清的易学观在明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析朱子与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子和阳明都把＂格物致知＂作为修养工夫的一个核心,但二人所要＂格＂之＂物＂和所要＂致＂之＂知＂,以及如何＂格＂,却大不相同。从二人对＂格物致知＂的不同阐释,我们可以窥探出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以及理学与心学不同的工夫论进路。朱子和阳明的＂格物致知＂差异主要体现在修养工夫的着力点和的价值目标上。     

浙江湖州新发现的朱子家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情况

朱子后裔分布状况及其谱系研究是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从民间收集到的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家谱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朱子与湖州的关系,以及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发展情况。这将进一步丰富朱子学研究的内涵,并为深入研究朱子后裔在浙江的发展情况打下基础。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的不同命运探源

《宋史·礼志》与《朱子家礼》成书后各自的命运迥异。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结构上内容和仪节编排的不同;内容上所载礼仪的倾向性和多寡不同;特点上前者多从古,反对民俗,且极奢侈,而后者则多从今,一定程度上顺从民俗,且很俭约;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前者基本表现在著述上,而后者则对士庶生活、著述及东亚部分地区均有影响。     

程朱之间“格物致知”思想的诠释和分化——以程门后学为中心

程门后学对格物的指向、格物的效验、格物的途径的解释基本延续甚至扩大了其师的分歧。呈现出工夫内向化的倾向。程门弟子的论述虽然有诸多弊病,但朱子格致论的建构正是在批判二程弟子的格致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偏内遗外、格物次序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