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

在朱天文以个体成长与族群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文学中,"乡镇"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空间。乡镇既折射出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也折射着时代与社会的嬗变。本文从"身份"和"乡愁"入手探讨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意象,以期解读朱天文以"乡镇"意象所寄寓的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眷恋,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当历史遭遇感性:文类与经验的双重解放——从《浦之上》到《宣传队》

《人民文学》把《宣传队》列在了"非虚构"的栏目下,表明了对该作品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解:《宣传队》在文类上很难归类。想象与回忆、猜测与考据、情感的强势介入与退隐,《宣传队》的种种写作方式都表明:无论是作为虚构还是作为记实,《宣传队》在文类上都不"纯"。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林那北的文学创作总是游走在文类的边缘,尝试着叙述那些黑白不明、真假不清的经验。这些经验以福建尤其是福州为主要的空间领域,不少论述为此从地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与路遥、周锡瑞教授商榷

对平原事件伪起因、知县蒋楷的撤职、平原战役以及对该事件的评价等方面,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现象.事实证明,平原事件不是教民压迫平民引起的;蒋楷被撤职,是他违背了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主抚政策而一味主剿的结果;义和团的平原战役不是“大捷”而是“大败”;从义和团的领袖人物、理论纲领、组织纪律和预期结果看,平原事件不是义和团“最后成熟”的标志.     

不朽的“三宽”——悼朱厚泽

5月9日清晨,电话惊闻厚泽零时16分撒手西去,为之怆然默然木然恍然者数日。20余年来,10多个谈得来的老头每每以聚晤神聊为晚年最大乐事,互有启迪,汲取营养,称为最大的加油站。厚泽是其中最年轻、最强健、最活跃、最渊博又最谦逊的。天何不公,正当他思想成熟、大有作为之际,骤然夺之以去,令人痛感铁律难违,生命脆弱,无可奈何。但是我知道,我相信：作为生命内在的思想,是各自独立的,完整自由的,并可以传承、扩散、衍生、发展,固求索或磨砺而熠熠生辉。“三宽”（宽容、宽厚、宽松）是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中国人人都能理解、接受的政治、社会、人文理念,     

朱彝尊山水诗初探

清初顺康诗人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以追求“醇雅”为主要艺术特征。但其内容与风格却是不断嬗变的：抗清时期以山水寄寓民族兴亡之感，游幕时期借山水抒发个人情思，归田时期咏山水反映闲适心境；诗风早期学王孟之冲谈，中岁学杜甫之遒壮，晚年则兼学苏轼等宋诗。从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可窥探清初诗坛创作逐渐远离政治功利性与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轨迹     

白居易徐州行迹考

观照白居易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结合其诗集、年谱等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白居易与徐州有着深厚感情,曾八次往来徐州。徐州乃白居易第二故乡,著名的燕子楼与诗人有深厚渊源,朱陈村也因诗人而备受关注。诗人的徐州行迹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宗朱融陆":虞集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虞集在道统上和学统上是继承程朱理学思想的,但他并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若干陆学成分的主张和实践,从而表现出较为鲜明的"宗朱融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一思想倾向客观上顺应并体现了元代理学"和会朱陆"的发展趋势,并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朱彝尊对《花间集》《草堂诗馀》的接受中看其词学观

清初词坛在对<花间集><草堂诗馀>不同的文学批评中,建立了不同的词学理论,形成不同的审美情趣.而浙西词派的创建者朱彝尊,在继承前人的词学理论同时有所摒弃,有所发展,他对<草堂诗馀>进行了体无完肤的批判,彻底否认明词的审美情趣,推举雅正之词,同时温和地赞美<花间集>,恪守词"别是一家"的思想.